当下的长篇小说，已经没有共同的写作目标可遵循，因此，想要对其作出整体上的概括，已经失去了可能性。但是，当我阅读了近期部分长篇小说之后，尤其是几位女作家的长篇小说，却也发现了其中相似性的问题，这就是她们超文体的、半自传性的写作。比如林白的《玻璃虫》、莲子的《宁静的革命》、魏慧的《上海宝贝》，王曼玲的《正午告别》等。小说原本就带有某种“自叙传”性质，但不同的是，这些作家晚近的作品，或用真实的姓名、真实的人物，或用个人真实的经历，或标明它的半自传性，或是书写梦里情怀。这种写作超出了文体界限，它已不是完全虚构意义上的长篇小说，但也不是完全真实意义上的个人传记，它是自传与虚构结合之后产生的一种新的文体形式。因此，对其作出评价的时候，如何解读对批评家来说，就构成了一种挑战。 还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半是虚构半是自传的写作，十分酷似“行为艺术”，它是作家本人涂上油彩之后的一次“出演”，它真实而夸张，亦真亦幻。问题是，这些女作家为什么不约而同地选取了这种写作方式？它是对外部生活一种无言的拒斥，还是出于渲泄个人隐秘的快意？这里，我不想匆忙地对其作出判断，只是分别评价了这几部不同的小说。 《玻璃虫》 80年代常常被学界提起，是因为它是我们的一个切近的参照，是一个只能缅怀却不可重复的过去，无论80年代发生了什么，如何去评价它，无可回避的事实是我们都共同经历了那个时代。因此80年代与我们有关，也许正是出于这种“关己”的考虑，林白的《玻璃虫》引起了我极大的阅读兴趣。在《玻璃虫》中，与80年代重逢是主人公林蛛蛛的盛大的节日，她不是感伤地凭吊一段已逝的历史，而是仿佛重临一次盛大的晚宴，仿佛是重温与80年代幸福的“蜜月”。80年代的激情和肤浅、浪漫和狂热，都在林蛛蛛的重述中变得灿烂而明媚，那是一个温柔之乡，是一个在想象中不断被放大了的青春乐园。但在我看来，重要的不是林蛛蛛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她讲述话语的年代，或者说，为什么林蛛蛛在90年代末期，在又一个世纪之交已然来临的时刻，对80年代充满了诗性的想象，这种强烈的怀旧心态究竟是源于80年代文化想象的失败，还是源于对80年代再叙事的个人愿望？ 林蛛蛛是个身份不明的叙事者。这个名字的诞生纯属一个偶然事件，它源于与林白薇关系纯洁的男友李管对“林白薇”与陈白露关系的议论，只因为李管说这两个名字太相像，于是就有了林白薇的自我重新命名。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仿佛是一篇与女性文学相关的作品，但事实上，这仅仅是涂抹林蛛蛛／林白薇真实与虚构的人物身份的一个策略，真实的林白薇的重新自我命名，混淆了她与林蛛蛛的界限。于是，在这部超文体的写作中，真假难辨，虚实相间，我们已无法识别林白薇与林蛛蛛的关系，林蛛蛛这个由林白薇蜕变而来的人物，便可以肆无忌惮地谈情说爱，可以浅尝辄止地体验同性恋，可以大谈诗歌大谈艺术，还兼做艺术模特，可以把80年代青春期所有的毛病没有障碍地尽情展现。作家在林蛛蛛这个符号的掩护下，彻底地实施了一次文学的“行为艺术”。 行为艺术是艺术界90年代最大的时尚，《天使》、《65KG》和《为无名高山增高一米》的设计者张洹，同时又是这些作品的表演者。当这些作品被命名之后，我们不能断定作品中的人物就是张洹，因为作品是《天使》，但这个作品的表演者又是真实的人物张洹，行为艺术就是在真实的人物与虚构的、特定的场景中完成的。《玻璃虫》中的林蛛蛛虽然不是林白亲自扮演的，但就其本文形式来说，它极其酷似行为艺术，不同的是，它是林白创作的行为艺术。林蛛蛛所面对的现实中的真实人物，都与林白相关，有趣的是，从王朔到徐敬亚、王小妮、伍晓明等，都成了这部行为艺术的陪衬者。他们的真实身份和知名度又使这部行为艺术更加不同凡响。 还可以指出的是，《玻璃虫》有大量的红色文化的插入，不同的是，昔日的红色文化已经不再是《回廊之椅》或《日午》中的检讨与反省，而是一种“眉飞色舞”的认同。无论是《红梅赞》还是《绣红旗》，林蛛蛛在反复吟唱中内心有如阳光般的灿烂，她所历数的“红色经典”影片成了她“梦想的来源”。 我曾说过，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林蛛蛛讲述话语的年代。世纪之交，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或我们的精神处境日益复杂，这时，林蛛蛛以充满诗性的乐观为我们重新讲述了80年代的故事，把过去的明媚讲给今天的我们，让我们重温过去的“蜜月”，这当然是作者林白的一种“现实态度”。记得林白曾写过一篇文章，说她特别热爱90年代，现在看来，她同时也特别热爱80年代。 在这部小说的“后记”中，她说她的上部长篇小说《说吧，房间》还充满着职业女性的疲惫憔悴，而这一部长篇却已是眉飞色舞，草肥水美了。这一自白是真实的，但我要评论的是，如果《说吧，房间》还可以领会林白同现实生活的某种关系，可以体会她对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某些看法的话，那么《玻璃虫》则远离了这一立场，甚至它的诗性也是表面的，远未达到《一个人的战争》的那样浓烈和令人会心。但我还要说明的是，林白作为当下中国的重要作家，她的创作值得我们认真关注，这当然也包括《玻璃虫》的探索和实验。 《正午告别》 当下，在批评的主流之外，关于“革命文学”或“红色文学”的问题，同样引起了学界的再次关注。问题的提出，不止是重新检讨和反省这一文学或文化现象，不止是面对这一历史遗产不得已的再次凝望，同时，对当下的文学创作状况，在可资参照的情况下，也提供了对其作出新的评价的可能。当代的文学批评，总是习惯于前沿或锋线，陶醉于与欧美的比较，这既符合“全球化”的语境，也符合“与国际接轨”的意识形态。然而，我们欠缺的可能恰恰是对本土历史经验的回顾或分析，我们仿佛成了没有历史的“浪儿”，于是，不断地重临起点就常常成为我们补课的形式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