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狂欢的季节》（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的出版是否标志了王蒙“季节”系列小说的宏大工程已告竣工（连同《恋爱的季节》、《失恋的季节》、《踌躇的季节》），但这四部小说足以说明王蒙小说风格的重大变化，他的小说写得真的是越来越汪洋恣肆。天马行空、无所顾忌、随心所欲——当然也越来越不像“小说”了。 这种新的小说文体我以为可以用“狂欢体”来概括。依据巴赫金的研究，狂欢式的感受与写作的最大特点是打破既有的等级秩序，挑战各种现成的艺术规范及其严肃性、确定性、神圣性，任何教条主义、专横性、假正经都不可能与狂欢体写作共存。它与一切现成的、完成性的、妄想具有不可动摇性和永恒性的东西相敌对，它是开放的、多元的，也是宽容的。各种关于小说文体的惯例、规则、语言禁忌在狂欢体写作中统统被取消。 《狂欢的季节》正是这样的一部小说。它不拘泥于塑造传统意义上的“人物性格”，有时甚至让人物成为作者的“传声筒”（没有贬义），痛快淋漓地发表作者自己的政治见解或人生感悟（有些段落可作随笔或政论读）。人物的语言与心理活动常常是为了作者的议论、抒情甚至语言上的快感（能指狂欢）服务，而不怎么顾及是否符合“人物性格”。它也并不大讲究语言的含蓄，为的是把某种情绪、某种感情或见解推到极致，为了达到痛快淋漓、汪洋恣肆的效果。为此小说中经常出现词语、句子的堆砌与罗列（同样没有贬义）。 无法之法、怎么痛快怎么来——这就是狂欢体小说的美学原则，否则达不到狂欢的目的。作者无所顾忌地调用一切能调用的语言资源、文化资源、生活资源（在这些方面他具有别人很难比拟的优势）为自己的狂欢化写作服务。语言与文体的随心所欲的杂交，不承认各种文体语言风格之间的任何界限。诸如逆向、反向、颠倒、上下错位（比如面部与臀部／精神与物质）、高低易位、各种形式的戏仿、滑稽改编、降格、亵渎、打诨式的加冕和脱冕是其常用的策略。小说中时不时有一些对于古典诗词、古代谚语、习惯用语等的滑稽模仿，亦庄亦谐、妙趣横生。“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花枪”，“色即是空，空而后色，一穷二白，白茫茫大地真革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各种文体、语言、风格的肆意的、随心所欲的拼贴、杂交、戏仿，导致一种具有强烈游戏成分的诙谐文体的产生。这是王蒙与80年代的初中期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一个重要区别。比之于80年代，《狂欢的季节》对于“文革”这段历史的反思与批判少了一点80年代的正经性。而多了一些90年代的游戏成分乃至打闹成分。如果说80年代的包括王蒙在内的知识分子对于文革的批判比较严肃（因而也就狂欢不起来），缺少诙谐成分；那么，《狂欢的季节》中的批判就更加戏剧化乃至闹剧化了，对当时看来最神圣的对象进行着肆无忌惮的、令人开心的游戏。这是一种与80年代不同的颠覆策略与解构策略。什么“愈是看到黑暗愈要拼着命地歌颂光明，愈是看到自私愈要描绘雷锋，愈是感到痛苦愈要抒发欢欣鼓舞的喜悦之情，愈是发现道德败坏愈是写出来国人的崇高伟大直上青云，愈是黯然无望愈要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我们走在大路上！……我急了眼豁了命白的就是黑，草包就是诸葛亮，猪八戒就是大美人，地狱就是天堂！”（以上是钱文的心理活动）必须指出，这种狂欢式的诙谐并不是彻底的后现代游戏，而是把类后现代的手法用于政治文化批判的目的，它以特定的方式否定着文革时期瞒和骗的文学。 王蒙狂欢体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大量运用躯体性、物质性的意象（如饮食的、排泄的、性的），并把它们与具有崇高神圣彩色的意象并置、组合在一起（如“英雄气短，猫狗情长”之类）。在西方，这方面的一个代表是拉伯雷。人们说拉伯雷是“粗野的生理主义”、“生物主义”，“描写‘肉体’与‘肚子’的最伟大的诗人”。巴赫金称之为“怪诞现实主义”。这种躯体化、物质化的写作策略充分体现了狂欢体小说颠覆等级秩序的美学原则。正如巴赫金指出的，“怪诞现实主义的主要特点是降格，即把一切高级的、精神性的、理想的和抽象的东西转移到整个不可分割的物质—肉体层面，大地和身体的层面。”在王蒙的小说中，这些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常常被贬低、被认为粗鄙庸俗的形象在多数情况下是用来与涉及政治、意识形态的大话、官话并置在一起，从而既达到“升格”的目的，又达到“降格”的目的（即贬低化、世俗化、物质化），把被认为是崇高、神圣、忌讳、高调的东西进行降格与贬低，使之更加靠拢人体的下身（比如肚子以及生殖器官）。当然，在更多的情况下，这种语言策略被用于解构文革的伪崇高。比如把自制奶油蛋糕的成功说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革命就是请客吃饭！） 这当然是一种不协调。钱文与妻子一边在思考知识分子的命运、国家的命运，一边又“放屁打嗝儿”。在日常生活中，这种“不协调”现象司空见惯的（因为再伟大的问题的再伟大的思考者也是凡人），但是写到作品中却不免有点“那个”。更加具有启发性的或许是：在革命意识形态与与日常生活、精神与物质、灵魂与肉体、理想与现实的相遇过程中，总是难免要被相互改写。革命与吃饭的相互改写（第十二章）、革命与买韭菜的相互改写（第十九章）都是典型的例子。《狂欢的季节》充满了这种食说政治、性说政治的策略。 巴赫金曾经指出，《堂吉诃德》中的桑丘的物质主义、他的肚子、食欲、他的大量排泄，是为堂吉诃德的抽象、僵死的理想主义而挖掘的肉体的坟墓。同样，在王蒙的作品中对于钱文的日常生活（饮食、养鸡与养猪）等的绘声绘色、声情并茂的描述对于当时“勒紧裤腰带干革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未尝不是一种颠覆与消解，一种以厨房为战场，以厨具与洗脸盆为武器的战斗。而且这种物质主义不仅有肯定的功能，而且带有肯定与再生的意义——对于人的日常生活与常识理性的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