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 （2000）04—0053—07 穆木天先生是20世纪的同龄人，今年恰逢其百年诞辰。回顾中国20世纪的诗坛，可谓人才辈出、群星灿烂。诗人穆木天，也是神州诗国天空中一颗闪亮的明星。 构建象征主义诗歌理论，在创作上进行成功的尝试 穆木天是著名文学社团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五四时期他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专攻法国文学。由于他具有相当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又有一定的诗歌创作经验，所以他对西方的象征主义诗潮，不是生搬硬套、食洋不化，而是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与感悟。发表于1926年3 月16日《创造月刊》第1卷第1期上的《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便表现出他对诗艺探索的巨大勇气和真知灼见。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胡适从理论到实践为诗歌革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胡适在提倡白话新诗之际，也犯有片面性的错误。如他在与友人酝酿诗歌革命时曾说：“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这个“作诗如作文”的主张，虽然能使白话新诗较自由地表达思想感情，但容易造成诗歌的散文化，忽视诗体本身的审美特征。当时只有26岁的穆木天，公然向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胡适发出了挑战。他认为胡适“作诗如作文”的主张是个“大错”，这会给诗歌创作带来许多消极的后果，因此宣称胡适是新诗运动的“罪人”。穆木天理直气壮地说：“中国的新诗的运动，我以为胡适是最大的罪人。胡适说：作诗须得如作文。那是他的大错。所以他的影响给中国造成一种prose inverse （像诗一样分行写的散文——引者）一派的东西。他给散文的思想穿上了韵文的衣裳。结果产出了如‘红的花／黄的花／多么好看呀／怪可爱的’一类的不伦不类的东西。”[1] （P263—264）与胡适“作诗如作文”的主张相反， 穆木天提倡一种“纯粹的诗歌”，他要求“诗与散文的清楚的分界”。穆木天说：“诗的世界是潜在意识的世界。诗是要有大的暗示性。诗的世界固在平常的生活中，但在平常生活的深处。诗是要暗示出人的内生命的深秘，诗是要暗示性的，诗最忌说明的，说明是散文的世界里的东西。诗的背后要有大的哲学，但诗不能说明哲学。”[1]（P265 ）《谭诗》一文详细地论述了象征派诗歌理论的3个美学支柱，即诗的物理学总观、 诗的哲学观和诗的思维术。穆木天用带有朦胧诗意的笔调写道：“我喜欢用烟丝，用铜丝织的诗。诗要兼造形与音乐之美。在人们神经上振动的可见而不可见、可感而不可感的旋律的波，浓雾中若听见若听不见的远远的声音，夕暮里若飘动若不动的淡淡的光线，若讲出若讲不出的情肠才是诗的世界。”[1]（P263）穆木天提倡“纯粹的诗歌”， 是为了维护和发展诗歌的本体特性，并不是否认诗歌应该反映社会和人生。在主张“纯粹的诗歌”的同时，穆木天还提倡“国民诗歌”。他在《给郑伯奇的一封信》中写道：“什么是真的诗人呀！／他是民族的代答，／他是神圣的先知，／他是发扬‘民族魂’的天使。”穆木天认为：“国民的生命与个人的生命不作交响（correspondance），两者都不能存在，而作交响时，二者都存在。……国民文学的诗歌——在表现意义的范围内——是与纯粹诗歌绝不矛盾。”[1]（P265 ）穆木天融汇西方象征派诗论与中国传统诗歌理论，并适当吸纳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在现代观念的指导下，构建出了自己的象征派诗论。对穆木天的这一创造性的建树，目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一致给予高度的评价。如北京大学教授孙玉石就说过：“《谭诗》以论题的新颖和见解的精辟成为中国现代诗论史上的重要文献。由于这一论文以及作者当时的其他文字，穆木天也当之无愧地成了中国象征派诗歌理论的奠基者。”[2]（P278 ）孙玉石的这个论断，完全符合中国新诗发展的历史实际。穆木天倡导的象征主义诗论，不仅指引着他本人当时的创作实践，而且也影响到整个中国现代新诗运动的命运。30年代的戴望舒、40年代的《九叶集》诗人等，都是采用或吸取象征主义的创作方法而取得巨大成就的。 1927年出版的《旅心》，是穆木天的第一部诗集，它收1923 年至1926年的作品31首， 是作者运用象征主义诗论进行创作的一次成功的实践。1935年，朱自清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时，选了《旅心》中的6首，并在该书导言中说：穆木天、王独清、 冯乃超是后期创造社中“倾向于法国象征派”的3个诗人。“穆木天氏托情于幽微远渺之中，音节也颇求整齐，却不致力于表现色彩感”。同年，阿英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辑录了《旅心》诗集的目录，并特地在编者按语中做了这样的说明：“在新诗集中，此为别创一格者。”以上这些权威性的话语，足以表明《旅心》在中国新诗坛的地位。 《旅心》是穆木天抒写自己内心感情世界的诗篇，也可以说是诗人的“心灵之旅”。它充满了一个飘泊异国他乡的青年的寂寞凄苦的心绪和感伤忧郁的情调。作者或抒发思念祖国的情怀，或表达对爱情的追求与失恋的痛苦，或坦露自己落寞的心情及对美好前程的憧憬与向往。而这些复杂的内心世界，主要是通过象征主义的手法来表现的。象征主义的诗论认为：“在自然的诸样相和人的心灵的各种形式之间，是存在着极复杂的交响的。”[1]（P322）根据这个理论， 穆木天探寻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交响，并且用客观事物的“律动”去表现内心世界的“律动”。他用淅沥的雨丝，去表现朦胧的心思（《雨丝》）；用烟雾的浮飘，去状写彷徨的心绪（《朝之埠头》）；以夕暮光波的振动，来表达愁肠的缠绵（《薄光》）……诗人在《苍白的钟声》里写道：“苍白的 钟声 衰腐的 朦胧／疏散 玲珑 荒凉的濛濛的 谷中／——衰草 千重 万重——／听 永远的 荒唐的 古钟／听 千声 万声”。撞钟发出的声音，在节奏上是先扬后抑的。本诗凭借音波传送的音调、氛围，传达出了诗人不易言传的复杂的心曲。穆木天一再强调：“诗是要暗示的，诗最忌说明的。”他的《旅心》之所以能够达到“托情于幽微远渺之中”，就在于他恰当地运用了暗示的手法。暗示手法与上述的主、客观世界“交响”，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如作者抒写自己内心的郁闷、情绪的低徊，并不直接说出，常通过诗人眼中的薄雾、细雨、落花、流水等物象，而暗示给读者。他的《落花》诗这样写道：“我愿透着寂静的朦胧 薄淡的浮沙／细听着淅淅的细雨寂寂的在檐上激打／遥对着远远吹来的空虚中的嘘叹的声音／意识着一片一片的坠下的轻轻的白色的落花”。这里，“白色的落花”的孤独、寂寞、徘徊，不正是诗人“孤独的飘荡”的心情的写照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