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翼笔下有苦难，有惨痛，也有悲壮，但这些都不是他的主要审美指向，他的着眼点与其说是审美，毋宁说是审丑，即以丑恶鄙俗的社会文化弊端与病态人格为对象的艺术观照。30年代，有位论者曾经注意到这一现象：“在张天翼的小说里有一点我们应该注意的：他所描写的全是中国人性格中劣性的人物。我没有找到一个具有伟大性格的描写。”但这位论者并没有认识到审丑的重要意义与张天翼的个性价值，而是感慨地说：“中国人虽然在现在的世界上已公认为一个没落的民族，但我相信民族性中间还有几点值得称赞的性格——尤其在天真纯朴的老百姓里面，和后进可畏的年轻人里面。即使劣性多于好的性格，文学的使命却是创造伟大的性格来感化人群的，我觉得现代的作家们在暴露罪恶和劣性之外，应该创造伟大可敬的性格来感化一班劣性的国人。”为此，他“希望极有能力的作家如张天翼应该开始向这方面去努力。”（注：顾仲彝：《张天翼的短篇小说》，1935年4月10日《新中华》第 3卷第7期。）殊不知文学自古以来就有审美与审丑的双重功能，由于社会的需求与作家的个性等缘故，永远也无须担心文学殿堂会成为审丑的一统天下。事实上，执著于审丑的只是少数作家，他们对社会文化阴影的揭露只会促进民族性格在不断反省中更新，推动社会文化逐渐消除弊端向着新的好的方面演进。如果强求一律地要求长于审丑的作家也去加入“创造伟大可敬的性格”的行列，就会失去生龙活虎的张天翼，扩而言之，将会削弱文学的批判功能，缩小文学的表现天地。倒是茅盾于1934年肯定性地指出了张天翼的特点：“他是在找那些社会意义极浓厚的题材，而且他是在找寻要点来加以刺攻。”（注：茅盾：《〈文学季刊〉第二期内的创作》，1934年7月1日《文学》第3卷第1期。） 张天翼何尝不知丑类在人群中只占少数，何尝不知生活中很多庄严与美丽值得歌颂，有许多凄怆与惨痛值得悲悯，但他偏偏生成了一双冷峻犀利的眼睛，具备了一副能使丑陋穷形尽相的手笔，个性使他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审丑的视角。在他的视阈里，有社会政治的腐败，诸如虚假民主掩饰下的争权夺利，上流社会的荒淫堕落，卖国者反成“大英雄”的闹剧，保安队通匪养匪充匪的荒唐；也有种种文化的弊端，诸如“八字脚文化”与“小白脸文化”杂糅的光怪陆离的现象，五花八门唯独没有教育的学校；更多的是形形色色丑恶的或病态的人物，诸如心狠手辣的土豪，卖国获利的汉奸，接受贿赂而从轻报灾的调查委员，出尔反尔的善人，吝啬成癖的佃主，蛮不讲理的泼妇，为了“卖文章”不打自招的老节妇，借抗战中饱私囊的投机者，怀柔政策失败而本性暴露的老太爷，招摇撞骗的骗子，心理变态的母亲，为了谋取美差不惜让妻子以色情笼络省长令弟的丈夫，白色恐怖下的胆怯者，寻找刺激的无聊文人，五四后的退婴者，等等。张天翼不是像啄木鸟一样盯住一个地方不停地敲击，而是仿佛凌空翱翔的雄鹰，目光敏锐，视野广阔，喙爪尖利，一经发现地面上的蛇鼠，立即俯冲而下，克敌制胜。 正因为要审丑，所以，在别的作家那里通常要回避的一些污言秽物，在张天翼笔下并不忌讳，有时甚至还要恣意张扬，以期达到一种特殊的效果。先来看颇为有的论者所诟病（注：慎吾：《关于张天翼的小说》，1933年8月26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38期。）的粗话。其实，粗话并非篇篇皆有，也不是仅仅作为身份与生活氛围的表征，它的运用，主要是出自性格刻画与主题表现的需要。粗话出自强势者嘴里时，表现的是其淫威，譬如《小账》里老板对小伙计的一连串的叱骂。出自底层社会时，则大半是一种宣泄。譬如《团圆》里面，大根动辄就骂“操你妹子的哥哥”，前前后后竟有十六七次之多。这也难怪，从前在奉天兵工厂做活的父亲，“九·一八”后跑到南方，一年多音信杳无，五个孩子无以糊口，无奈的母亲只好卖身维持生计，有时候外人当着孩子的面戏弄母亲，有时候叫他们到外面去呆那么两三个钟头才开门放他们回家，有时候把母亲拖出去整晚整晚地不回家，有时候她病在床上也给拉起来。初识世事的大根，在家咀嚼着耻辱，在外承受着嘲骂，幼小的心灵承受着多么大的痛苦，在这种境遇中，污言秽语就成了他发泄屈辱与愤懑的火山口。粗话出自某些人口中，还有其他深层涵义。譬如《善女人》里的长生奶奶，一提起儿媳来，就称为“烂污屄”。丈夫长生活着时，尽管卖了豆浆的钱不是推输了牌九就是喝了老酒，烦躁起来只会拿她的身子来发泄，但那毕竟也是一点安慰。丈夫一死，她把感情寄托在儿子身上，可是当儿子阿大娶了媳妇之后，生活没有变好，感情却大为失落，她便把不满发泄在儿媳身上，一个狐狸精的雅号远远不够解恨，于是“烂污屄”便寄托了她对儿媳的嫉恨与对生活困苦的怨艾以及种种遗憾与不满。这一称谓全篇中竟用了二十几次之多，就连儿子也叨光被她称为“婊子儿子”。正是这些秽语连同她通过尼姑庵老师太向儿子放高利贷的行为一道，深刻地揭示出这个母亲的变态心理。粗话的运用，具有多重功能，除了有助于表现生活的原生态与揭示人物的性格心理之外，未始不也作为作者愤懑情绪的一种宣泄。 再来看一些容易使读者引起不快反应的秽物与不雅动作，诸如鼻涕、眼屎、带血的痰、头上招苍蝇的疖疮、懒懒地冒着热气的大便，还有拈臭虫，搓泥卷，搓完脚丫把手拿到鼻孔边嗅等。的确如张天翼自己所说，他“爱注意人家一些不相干的事”（注：张天翼：《论缺点——习作杂谈之四》，1939年6月1日《力报》半月刊（邵阳版）第1卷第4期。）。甚至一些秽物，竟用典雅的美丽的东西来比附，可见审丑意识之强。如：墙角上十几家男人撒尿的痕迹，竟用挂了几百年的旧字画来比喻；头红得仿佛涂过胭脂、身子绿得发光的大头苍蝇，用美丽可爱的艳装女人作比，等等。作家决非有什么嗜痂之癖，而是用这些东西来为整体艺术构思服务。《讲理》写店铺门口的大便之有碍观瞻，正反衬出女主人公的蛮不讲理，其霸道也正同懒懒地冒热气的东西彼此映衬。《砥柱》里的搓脚嗜臭的粗俗之举也正折射出假道学先生的淫邪品行。《移行》里，小胡吐血的惨状与淡绿色的带着血丝的痰及其带来的满屋臭味得到渲染，桑华由革命者变成享乐者的“移行”才有了依据，真实可信。《蜜月生活》里，盗狗墓时，“一股冲鼻子的臭味儿打扳开的缝里往外迸”，才越发显出乞儿们无家可归、无以为食的可怜。《小账》里，伙计们往老板的饭菜里吐唾沫，放鸭肠里的黄灰色的东西，用来泄愤。这些小伙计走又无以为生，不走就要承受老板的盘剥、凌辱甚至毒打，除了做一点这样粗俗的恶作剧，他们又拿什么来出一口胸中的闷气呢？写丑是为了让人们加强对丑恶、丑陋的警醒，最终消除丑恶与丑陋，而决非“故意的以丑恶的东西来做骇人听闻的刺激的工具”（注：慎吾：《关于张天翼的小说》，1933年8月26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38 期。）。张天翼的小说，不避甚至有意渲染病态、丑陋、粗鄙、伧俗等偏于暗色的事物，与唐代诗人贾岛有几分相像。贾岛“爱深夜过于爱黄昏，爱冬过于爱秋”，“甚至爱贫、病、丑和恐怖”（注：闻一多：《唐诗杂论》。），很有一点审丑的意味。张天翼对晚清《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所代表的谴责小说更是有着明显的继承，不仅其视角、语调，而且拿妻子当巴结权贵的工具的题材，也能找到影响的痕迹。另外，从张天翼的小说里，还能多少看出一点法国波特莱尔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