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现代化首要的是创作主体意识的现代化。鲁迅处在中国文学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换的激变期，之所以能够成为创建现代型文学的主将，并精心营造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经典，关键在于鲁迅敏锐地感应着世界文学发展之潮流和我国文学演变之趋向，敢于直面“风雨如磐闇故园”的严峻现实与内忧外患救亡图存的民族危机，在中西文化的剧烈冲突中以严于解剖的自觉转换精神首当其冲地实现自我主体意识的现代化，以适应救国救民与文艺变革的需要。“人文现象总是与意识相联系”，“人类行为就是由经过其意识之中的不同因素组织而成的，并且还与社会群体有关。它的功能就是促进人类与世界的联系。”（注：[法]吕西安·戈德曼：《文学社会学方法论》第44 页， 工人出版社1989年3月版。 ）因此文艺社会学强调指出：“当一个群体的成员都为同一处境所激发，并且都具有相同的倾向性，他们就在其历史环境之内，作为一个群体，为他们自己精心地缔造其功能性的精神结构。这些精神结构，不仅在其历史演进过程之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并且还不断地表述在其主要的哲学、艺术和文学的制作之中”。（注：[法]吕西安·戈德曼：《文学社会学方法论》第46页，工人出版社1989年3月版。 ）鲁迅始终是缔造中国现代型“精神结构”或文学结构的巨匠，他所发挥出的艺术创造潜能和思想意识威力是中国新文学营垒中任何文学家所无可比拟的，所以要考察鲁迅对中国文学现代化所作出的独特贡献，必须将其置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范畴和缔造精神结构的文学社群之中，以探索鲁迅主体意识现代化的独特性与功能性，即形成了何种性能的哲学意识、社会意识和审美及其所达到的现代化程度，只有从主体意识切入才能更深切地体认到鲁迅创造现代化文学的行为模式的真正价值和意义。鲁迅自己也说：“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注：《译文序跋集·〈苦闷的象征〉引言》。）所谓“大精神”就是创作主体在历史转型或文学转型的激变期必须获得自由博大的精神境界与开放活跃的主体意识，这是参与“大艺术”生产而营造现代型精神结构或文学结构的内在的决定因素。 （一）以人为本的现代哲学意识 哲学是人类的最高智慧，中外经典文学名著无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鲁迅在20世纪初叶一踏进文坛就高起点地营造出哲意深蕴浓郁的现代型文学，从哲学的角度审之是取决于鲁迅是位具有人类综合智慧的文学大家。鲁迅虽然没有一部系统的哲学著作，也没有建构哲学范畴和理论体系，但他的每部著作、每篇作品都含有一定的哲学意味，表现出独而深邃的哲学意识。鲁迅的睿智哲思与现代哲意，既不是他头脑中固有的又不是承传某个哲学家的，也不是在中西文化碰撞中独尊西哲某种学派形成的；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和社会文化语境下选择一种独特的方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哲学意识。早在日本留学时期，鲁迅立志弃医从文已开始主体意识的现代化，哲学意识则居于其主体意识的最高层次；鲁迅建构现代型的主体意识是极为自觉的，其目标是极为明确的，其魄力是极为宏大的，其胆识是极为豪放的，其方式是极为独特的。正如他所表述的： 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注：《坟·文化偏至论》。） 这是鲁迅以放眼世界的雄伟气概，以中外文化交汇对话为纵横坐标系，以立人立国为终极价值，提出的救国救民、复兴中华的完整方案，制定的别立新宗的现代文化（包括文学在内）建设大纲；也是鲁迅为完成立人立国巨大历史使命而建构现代化的自我主体意识的独特方式（或途径），即“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这里的“新宗”对于鲁迅本人来说则是通过中外文化思潮对话的独特方式实现主体意识的现代化，而这一主体意识的最高层次或核心部分就是以个性主义为本位的人生哲学即现代人学思想。鲁迅人本哲学意识的获取并非运用中外文化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而是采取了整合主义思维方式，不管是自然科学或是人文科学，不管是外国文化或是中国文化，不管是现代文化或是古代文化，不管是唯物主义或是唯心主义，不管是形而上或是形而下，不管是理性主义或是非理性主义，只要有利于“个性张”和“人国建”的哲学思想都加以整合，以构建现代性的人本哲学意识。对此的研究，人们往往只注意在《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文中，鲁迅是如何汲取了外之“世界之思潮”：即一方面是欧洲近现代思想史的理性主义，不仅肯定鲁迅认同了“去羁勒而纵人心”由此带来社会变革和物质文明巨大发展的理性哲学的积极进取精神，也选取了拜伦等摩罗诗人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行动”的争天拒俗的撒旦精神，称赞拜伦孤援希腊之独立的反抗行为“自由在是，人道亦在是”，视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为人本哲学同源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并非各自对立而是有机统一；另一方面又肯定鲁迅广纳博采西方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的尼采、克尔凯廓尔、施蒂森等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尽管后者与前者在反叛指向和经验内涵上有所不同，但在超验思维形式或超然感情形式上以及反羁绊争自由上都有相通点，鲁迅所相中的正是非理性思潮的现代孤独个体的自由思想形式，且与理性主义的自由意识与个性意识奇妙地结合起来，成鲁迅的经验的与超然的、理性的与非理性的、孤独的与乐观的杂交式的现代人本哲学意识。我们对鲁迅现代哲学意识的探讨仅止于此是不够的，决不能忽略“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即鲁迅的人本哲学意识并不完全源于西方的人文哲学也源于我国传统文化。究竟鲁迅承续了传统文化的什么“固有之血脉”，这是值得深入发掘的，虽然鲁迅没有明确指向某一文化传统或某个历史先哲，但在我看来鲁迅所承续的是传统的以个人为本位的性灵主义思潮（即语的个人主义或个性主义）。“性灵”一语最早见于刘勰《文心雕龙》的《原道》篇，人作为“有心之器”则区别于自然界的“无识之物”的根本点在于人是“性灵所钟”，显然这里的“性灵”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类特征；钟嵘《诗品》中提及的“性灵”已蕴含着人的个体价值，到了明清源自王阳明心学本体论的“性灵”则完全成为“个性”的同义词，不论是李贽的强调写赤心真性的“童心说”，公安三袁的强调“独抒性灵”的“性灵说”，或者是清代袁枚提出的“诗写性情”的“性情说”，其指向都是个性、自我，强调作家主体的个性意识和独立意识，尤其袁宏道提出的“独抒性灵”就是强调人“各任其性”、“率性而行”，就是强调“信口而出，信口而谈”即“独抒己见”。这种以表现真心、性灵、性情为本质内涵与规定特征的个性主义思潮虽不是传统文化的主潮，但它却是带有现代哲学色彩的以个体为本位的人学思潮；溯其渊源主要不是儒家文化传统而是道家文化精神，因为儒家文化所强调的个体价值是无法背叛社会伦理理性或者只能在等级森严的社会礼教网络中运作，这是难以实现个体价值的，而道家文化反对“人为”而强调自然，追求个体生命的自发性，这就为个性生命价值的实现留下了巨大空间。虽然在本世纪初一些文化先驱不可能以传统话语表达现代哲学精神，但鲁迅却是在“世界之思潮”与“固有之血脉”这个思维框架中有意无意地承继了灵性主义传统，提出了与“性灵”相通相似的“灵明”这一核心概念。鲁迅正是将“个性”、“灵明”、“灵性”、“性情”这些范畴所蕴含的个性主义思潮在“个性张”和“人国建”这个具有现实功能和实践意义的联结点上熔铸起来，整合为鲁迅的人本哲学，使传统的人本文化思潮实现了现代化的转换，而西方的理性和非理性哲学思潮则实现中国化的转换，完成了“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主体精神结构初期形态的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