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读一篇反腐败内容的小说时，忽然有一种异样的感受，发现这篇人人争睹的作品的写作姿态，不再像往常那样忧心如焚，义愤填膺，而是气定神闲，从容不迫，说得更清楚些，小说的作者似乎是把作品中人物的谋略，权术，钻营，堕落的种种可鄙行径，作为一种有距离的观照对象来看的，将之充分故事化，闲聊化，调侃化。然而这位作者决不是没有自己的态度，它的手腕是反讽，明说的话与想说的话正好相反，内心里一片刻骨的蔑视，表面上还维持一团和气，批判的锋芒不减，批判的方式更贴近了审美特性。这种写法我比较欣赏，但也决不轻视其它写法，我只是由此而感慨系之，觉得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我们小说的审美意识变化是何等剧烈，包括某些最传统、最神圣的写法，也在变异之中。肯定地说，小说的审美风尚和叙述策略还会不断翻新。不过，站在21世纪的门槛边上，我们似乎该好好想想，小说的命运和前途会怎么样，我们赢来了什么，丢掉了什么，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小说该怎样调整自我，扬长避短，顽强地生存和发展下去？ 在我看来，从过去到现在，小说一直扮演着不安分的角色：他起先像个跑江湖的说书人，靠道听途说编织紧张有趣的故事，卖关子，抖包袱，巧舌如簧，极呈危言耸听之能事，吊人胃口；后来，他摇身一变成了雕塑大师，主要兴趣也由铺陈故事转移到雕塑性格上，他的廓柱间展出的大抵是栩栩如生的人物塑像；再到后来，他对人的心理活动和广大的潜意识层发生了兴趣，他甚至宣称，表象的真实并不真实，他要发掘别人看不见的另一种真实；再往后，他的角色和叙述就相当繁复了，时而冷心冷面……不管他的形象如何变化多端，一般说来，他总能受到大众的欢迎，比如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一百年，就被认为是全世界小说的黄金时段。现在小说的景况虽大不如前了，但仍然是最富民间性、群众性的艺术形式，它可以扩充人生经验，提升道德境界，可以消愁破闷，缓解紧张情绪，可以“熏、浸、刺、提”（染启超），无所不备。对人类生活而言，小说依然是一种交流思想情感的伟大媒介。 但是必须看到，小说在21世纪的处境将更加艰难，它的四周是更多危险的排挤者，它的地位也就更加摇摇欲坠，比起许多走俏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新的传媒方式，便更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渔夫，他的海域已被她们割去了一大半，他只能时时兴起英雄迟暮之叹，独自品味生存竞争的凄凉。他不能再沉浸在自命为庞然大物的辉煌里，他必须回答如何在越来越小的空间里，守住自己的问题。21世纪的小说家，即使不是最后的小说家，也属于最传统的一族守望者了。也许由于我国书刊市场的广大，也许由于某些危机暂被掩盖着，至少是体制内的小说家们并未过份感受到生存的焦虑。当然从另一方面看，小说家们保持良好的自我感觉也并非没有理由，那是因为，人总是无法彻底认识自我与时代，总是需要不断地重新确认，就像猜着一个永远猜不透的谜一样，而小说，不管是描写假定的世界还是实在世界，在这方面都仍可大有作为。图像化和数字化固然异常快捷灵便，但它们永远不可能取代语言的无边想象力和表现力，何况，任何地方包括最发达的国家总有喜爱捧起一本书，慢慢咀嚼、品味其文字魅力和想象空间的读者。 当然，这些只是小说存在的一般理由，现在需要我们思索的是，当代中国的小说创作在21世纪存在和发展的理由，也即，要抗拒被蚕食的命运，要把自己的有限的优势尽情发挥，将会面临哪些问题？ 首要的还是如何亲近读者和亲近时代的问题。单从市场法则来说，谁不亲近谁就活不下去，这是明摆的事实。若从文学史的规律来看，不管保持距离的一派，还是与现实同步的写作，都无法脱离时代。没有哪一个伟大的作家和作品，不是反映了他的时代的某些重大的精神性问题，不是书写着他的时代的心灵史。然而，经历了漫长的历史的小说，已经层层淤积了数不清的模式，至今尤盛，它们无时不在捆绑我们的手脚，要想冲破它，惟有一途，就是靠新鲜的时代生活之流。我曾戏言，“罪犯比作家更有想象力”，那是因为，我看到一些侦探小说家，挖空心思地编织了一串情节，各种模式的高招都用上了，结果与某个当今正在升级的犯罪案例一比，立刻黯然失色了，无论想象力，情节的奇诡程度和心理的深刻性均比罪犯显示出来的东西差了许多。这就说明，哪怕是最奇巧的模式，在活力四溢的生活面前仍然呆苯。我还常看到，在一篇叙述手法很华彩的小说里，往往找不到一个富于生活血肉的、新鲜多义的细节，而在另一篇据说是大胆揭露现实矛盾的小说里，除了陈旧模式残余的那点儿意义，实在提供不出哪怕稍稍新颖的思想。写作姿态和叙述技巧的刷新，必须建筑在生活体验乃至生命体验的基地上。我认为在今天，突出的问题主要不是进行叙述革命，尽管这种革命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而是创作明显地滞后于生活，我说的滞后主要是精神性的。不客气地说，创作出现了“贫血症”——精神资源的贫血，思想穿透力的贫血，生活占有上的贫血。有位青年批评家说得很对：“更多的时候，文学的贫乏不是因为缺少文体探索，而是因为文体的滥用”。也许，连续奔跑了二十年的新时期文学现在太需要“补血”了。这是就总的态势而言的，并非每个作者都是这样。 就小说审美型态的发展来说，小说诗意的失落也许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早就有读者抱怨说，现在小说不好看了，或者，好看的小说太少了。这不只是个人的兴趣爱好问题，而是极其复杂的审美观问题，非这里几句话可以说清。我们曾有过太多亲吻生活表象，回避冷酷，丑恶，荒谬的存在，不敢面对灵魂的真实，散播轻飘飘的所谓诗意的小说。我们曾经有过只是注意善，而且还不是真正的善，故意回避恶，尤其是人性深处的恶的倾向。这样的作品只能给批判意识、自由意识、个性意识乃至女性意识尚处于沉睡状态的人以似是而非的满足。就某种意义来说，敢于正视恶，敢于把笔伸入到幽暗和荒谬的深层，即人们常说的从审美到审丑，比如渎神意识，审父意识之类，应该是一种难得的进步。但是，诗是任何艺术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诗有理由渗入任何题材的艺术肌体中。我理解的小说诗意，是小说整体艺术结构的一种品格，它可以包含人物、思想、语言、细节、文体的一切方面，无处不在又无处在，即使陀斯妥也夫斯基的拷问型的作品，依然有沉重的诗意。诗意不是莫名其妙的多愁善感，不是强装的欢容，光明的尾巴；诗意来自超越的渴望，坚实的自信，高贵的理性对存在的无畏的谛视。它不躲避血与污秽，却能从血与污秽中升华。现在有的小说，颇能写出恶的存在，却是一种冷漠的、无动于衷的“空心人”式的旁观。我们知道，专注于发掘人性人道之美的的作品，总是有诗意的，因为人性人道本身就充满了诗意，而现在的不少小说，只把人性人道作了一种物化的冷处理，诗意随之大量流失，这就很难引起读者的兴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