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O／I206.7[文献标识码]A 一、对中国文学当代性的理解与认识 “当代”，这是一个极富诱惑力和生命力的词汇，在文学与文学史的意义上，它不再仅仅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也不仅仅是一种对于文学史阶段划分的简单的、只是停留在话语或“说法”层面上的“词”，而应该是真正具有“当代性”的文学阶段的总体概括。这样，所谓的“当代文学”这一话语也就具有了其特定的“叙事”意义。 传统意义上的“当代”或“当代性”的含义，是一个社会历史的时间概念和政治层面上出现的概念，即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段时期内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这个划分的标准当然毫无疑义标识出了某一阶段文学的重要文化背景，但这种划分又显然是外在的、非文学的。而在我看来，要真正在20世纪文学的大系统和整体文学格局中，标识出具有“当代性”的文学小系统和文学段落，就必须以文学自身显现出的特定风貌和作品现象作为划分的根据，并从文学的“当代性”，即文学现代化的角度来判断与划分。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当代文学就应该特指具有现代化意义的文学阶段或文学现象。 所谓文学的“当代性”，笔者认为即是文学现代化意识的体现。文学的现代化既是一种原则，又是一种方法，首先是一种原则。现代化的文学应是独立的、开放的，具有探求精神的文学。所谓“独立的”，就是作家将自己对于世界的认识进行独立的思考与个人化的表述。作家自己对于客观世界的姿态是独立的。在这样的文学中，作家对于世界认识和表述的话语权力指向作家个人；这种独立性将是符合文学非政治、非宗教、非工具的那种人性——审美的本体精神的。所谓“开放的”，即是文学与文学家必须具有世界的眼光，在世界文学一体化的格局中从事文学的创作。它并不是局限于某一国家、民族或文化的、历史的事件和传统技法，而应该具有开放的视野。无论是哲学精神或是文化思潮或创作技法，都进行着全方位的汲取和扬弃，在主动、平等的文化双向交流中，获取生命意识，实现文学的主体性价值；所谓“探求性”，是指文学的姿态和作者的姿态是都是进取的。作家不是通过文学来奉承拍马，获取功名利禄，不是迎合某种权力的、金钱的、人际的需要，而相反，文学的进取，表现出对于人性、人类生命意识的深度开掘，它是温情的，但这种温情决不是在轻飘、甜腻中表现出的媚俗及其背后潜藏着个人利欲的丑陋的笑脸；它是严厉的，是具有强烈悲剧性精神的怀疑、批判，是能够深入到世界的本体之中，深入挖掘人在存在困境中的矛盾、悖论、无奈和挣扎的文学。 具有现代感或当代意识的作家，他们的人文精神的起点与支点，完全是建立在鲁迅式的人文价值基点上的。在这种基础上创作出的文学作品才真正可以进入到当代文学系列中的，这样的文学段落才真正可以称之为当代文学史。 二、关于当代文学起点的思考 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当代文学，以1949年10月作为起始点，也有部分专家学者将这一“起始点”前移至1942年《讲话》以后的解放区文学阶段。 这种“起点”的定位或划分的标准是由解放区文学阶段或1949 年10月以后的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这一定理作为逻辑起点。由此推论，这以后的文学性质也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显然，这种定义是承接或延续从“五四”到1949年10月这一阶段文学的新民主主义性质这一说法的。但是无论是关于文学的民主革命性质还是社会主义革命性质，这种划分的标准都是带着明显的政治意味。如果以这种标准来规定文学的内在意蕴的话，那实际上也就给文学规定了强烈的意识形态要求。用社会的变革程序来大而化之地划定文学的进程，以社会革命的革命理性来涵盖文学思维的文学感性，也就是用文学外部的思维来代替了文学本体的思维，这或许是我们的文学长期习惯于被用来作为工具的原因之一吧。 五四时期，中国在新的历史阶段获取了第一次向世界进行主动双向交流的机遇，中国新文学在世界文学的总体格局与养分中获取了新生的信息资源，构成了最早的一批文学样板，这也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辉煌的第一步。但是，“五四”在短暂的辉煌之后就销声匿迹了，“五四”时期的“启蒙”主题很快就被“救亡”的主题所替代，“五四”时期人的精神解放与启蒙主题被民族的生存主题所掩盖，民族危亡的抗争直至后来民族的建设成为中国长期的存在性主题。因此这段文学本身的文学现代性话题相应淡化了，文学往往表现出一种直接宣传与战斗的工具性效应来。在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作为文学走向现代化的动机被消解或取代，同时，新文学的世界性能源资源——信息源也被隔绝了。在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这一段时间内，主要是依靠五四时期的能量惯性在进行着文学的运作，虽然产生了一批较为成熟的文学作品，但这些作品的成功显然不是与世界文学的即时性发展相同步的，它只是五四文学时期大量信息资源的最后的开掘，也就是说，作为文学自身的、主动的向世界寻求能源的可能在逐步减退，甚至失去了这种可能的姿态。文学的发展完全是依仗着内部尚未完全熵化的能量交流作最后的燃烧。40年代，在解放区的文学创作主要的信息资源是来自民间的农民文学。而这种文学资源从根本上讲是取消了文学的进取精神和探求意识，取消了知识分子独立品格的政治性要求。文学本体的要求，除了一些社会变革性的题材之外，实在是无法使文学在向更深的、更现代化的途路中得到养分。而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按照通常的认识，我们不难看到17年的文学、文革时期文学以及所谓的新时期文学的前一阶段，虽然都是处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但文学的思维方式、创作模式、表达形式等等都是与1949年前的文学创作没有根本的区别。出于“革命”的动机，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文学，经历着对外的反修防修、对内的三反五反、反右、反走资派、反右倾翻案风……一切都在“革命”的话语中进行着文学的操作。因此，就文学的姿态与文学所体现出的“载道”性质而言，文学的话语实质并无系统跃迁的意义。五四时期稍纵即逝的启蒙主题似乎只是一个伏笔，将一个具有现代精神的话题深埋在地下，等待着春的呼唤。根据熵定律，任何一个生命体系要获得发展就必须进行能量的交换。那么，在80年代前的中国文学的信息源是空白的。这样也就根本无法进行系统的运作。虽然新中国的建立使得文学的题材又一次得到了拓展，但在表现新题材的创作主体的思维中，并没有得到现代意识的熏陶，创作主体似乎依旧受到种种局限，文学的主题越来越单一，文学的天地越来越狭小，文学的发展阶段似乎倒流进了一个“新古典时期”。因此这个漫长的几十年中，文学自身的性质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直到80年代，文学的工具性理论才得到了初步的澄清，文学才真正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