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 —0597(2000)02—0008—06 中国报告文学受孕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脱胎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扣合着科学与民主的哨音,《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唐山煤矿葬送工人大惨剧》等作品应运而生。1920年初,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相继问世,首开我国异域题材报告文学先河。1921至1924年,周恩来旅欧期间,先后写成30余万字的“旅欧通信”,陆续刊于天津《益世报》,他本人因此成为“中国早期报告文学的实践者”[1]。1925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沈雁冰、叶圣陶、 西谛等先后发表《五月卅日的下午》、《暴风雨》、《五月卅日急雨中》、《街血洗去后》等作品。随后,陆定一《五卅节的上海》,朱自清《执政府大屠杀记》,郭沫若《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等引起更为广泛的关注。但真正开启中国报告文学规模化声浪的,当推“左联”及其制动下的30年代报告文学创作。“左联”之于30年代报告文学思潮的启动与推进,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 走近Reportage:概念引进与理论鼓吹 30年代以前,我国已取得一定的报告文学实绩,然创作理念尚不明确,文体意识远未自觉。先期予以准确认知、高度重视并适时引进该文体概念的当推“左联”。 1930 年“左联”一成立, 便呼唤文学界正视并创造自己的Reportage(报告文学)。在执委会[2]于8月4日通过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一文中,确认工农兵通信、报告文学等文体是最能满足时代、革命和大众需求的进步文学样式。并明确指出:我们号召“左联”全体联盟员到工厂到农村到战线到社会的地下层中去。那边郁积着要爆发的感情,那边展开着迫切需要革命的非人的苦痛生活,那边横亘着火山的动脉,那边埋藏着要点火的火药库。那么,我们怎样把这些感情,把这些生活汇合组织到最进步的阶级斗争来,这就是我们应该坚决开始的工农兵通信运动工作。因这些不是单纯的通信工作而是组织工农士兵生活提高他们文化水准政治教育使他们起来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一种广大教化运动。从猛烈的阶级斗争当中,自兵战的罢工斗争当中,如火如荼的乡村斗争当中,经过平民夜校,经过工厂小报,壁报,经过种种煽动宣传的工作创造我们的报告文学(Reportage )吧!这样,我们的文学才能够从少数特权者手中解放出来,真正成为大众的所有。[ 3]这表明:第一,报告文学是革命现实生活殷切召唤的产物;第二,报告文学的素材来自广大的工厂、农村、战线和社会的“地下层”;第三,报告文学的根本社会职能在于组织和提高工农兵的生活及其政治文化水准,教育他们起来为革命政权而斗争;第四,报告文学的创作形式和途径是灵活多样的,可通过小报、壁报及其他宣传方式予以实现;第五,唯其如此,报告文学才能“真正成为大众的所有”。 “左联”强调,为适应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我们要信用这形式,它——报告文学,必须对大众读者有预约的无限的有力的效果”。并要求报告文学作家努力培育和不断提高三方面的素养:“一,敏锐的感觉与正确的生活的意志;二,对社会的强有力的感情;三,和被压迫阶级紧密的团结的努力。”[4]1932年6月6日, “左联”核心刊物之一《文艺新闻》再度重申:“报告文学,是无产阶级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基础。要大众地建设广大劳苦大众自己的文学,这是最重要的一种文学的式样。”[5] 可以肯定,在我国报告文学的文体意识刚刚自觉的起始阶段,“左联”有识之士就“报告文学”概念作出如此明朗而全面的边界划定和理论鼓吹,充分体现了开阔的建设眼光和富足的学养储备,同时,与其对于世界大势和国内时局的深切关注、理性判断及自身拥有的历史责任感密不可分。 “左联”的革命性超前意识使之有可能预见到,当日“世界早已划分为两大营垒:这两个营垒——一个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它领导下的各小国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动统治阶级,另一个是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它领导下的各资本主义国内无产阶级殖民地革命群众——的对立斗争成为现代历史上的主要特征”[6]。在此背景下, “帝国主义更加迫切的企图首先进攻苏联,消灭全世界工农的祖国,所以进攻苏联的战争,成为目前的主要危险。”[7]那么,国内情势如何, 中国无产阶级文学事业有何作为呢?“左联”分析后认为,“中国是世界资本主义统治最弱的一环,也是主要帝国主义矛盾集中的地方。因此,中国革命可以是全世界革命这个火山的最容易爆发的火口,也就是人类解放斗争的伟大叙事诗最后一卷的前奏曲”。当此之时,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已转入崭新的为革命政权而斗争的时期,“这一方面当然是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深入的关系。”[8] 上述国内外客观时势,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左联”的“优势责任意识”,即主动承担起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领导责任。他们认为:“‘左联’这个文学的组织在领导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上,不容许它是单纯的作家同业组合,而应该是领导文学斗争的广大群众的组织。”[9]1931年11月通过的该组织决议进一步强调,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目前不独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基本队伍,且又负起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总的领导任务。”[10]由此可见,“左联”之果断引进并且用力鼓吹“报告文学”以及坚持对新兴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领导权,绝不是出于简单的文体革命或花样翻新的考虑,而是客观情势与责任心态交互作用的必然结果。因此可以说——历史选择了“左联”,“左联”选择了报告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