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0）02—0088—08 一 中国30年代文学（1927—1936）与政治文化之间有着特殊关系。我们通常文学史意义上的“30年代”，是以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一党独裁政权的建立为其开端的。为了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国民党政权相应地在文化领域施行了一整套的文化方略，其中包括实行“党化教育”，控制宣传媒体，扶持官方文艺团体和推行官方文艺政策等。通过这一系列政治文化的措施，国民党企图实现其与一党专政相适应的文化专制主义。这造成了包括文化界、文艺界人士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最大程度上的不满情绪，引发了来自权力客体自发形成的政治文化反弹。由于文艺、文学在政治文化传播中作为传媒的重要地位，所以文艺、文学领域便成了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双方激烈争夺的战场。又由于在这种文化控制压力下首当其冲的是文化界和文学界，因而各文化团体和文学团体，无论政治思想如何，在对待国民党的文艺政策和书报检查制度等方面，乃至对待国民党所施行的一整套政治文化方略方面，都持强烈的反对态度。30年代各种文学群体和个人，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出版与言论的自由，这无疑是针对国民党的限制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文化手段而来的。他们的文学主张虽各不相同，但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作为权力客体所持的反权力主体的政治文化意识。 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构成了特殊的文学氛围，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的生存和生产状况，产生了特殊的文学现象，并由此形成了文学发展在总体上的政治化趋向。这种政治化趋向首先体现为30年代文学群体多少在承担着“政治文化”组织的功能。因而都明显呈现出“亚政治文化”形态。即所有重要文学群体在重大政治文化问题上均对统治者权力主体的政治文化取对立的或游离的态度；文学群体中成员常常扮演着政治参与的角色，在其政治倾向上各文学群体都多少代表了各种不同的“政治利益”；每一文学群体内部在重要的文学观念上大体相一致，而这种一致性往往不是出自审美性追求，或可以说首先并非是出于文学的或学术的思考，而常常是从自身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出发，针对自身对当时政治文化形势的理解而采取的某种文学策略。30年代作家的文学选择明显受其政治意识的趋导，作家的政治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家们观照问题的角度。 在30年代独特的政治文化氛围下，因其成员共同的政治文化意识，使30年代文学群体事实上都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呈现出“亚政治文化”形态，或体现了“亚政治文化”特征。在这方面，最具有鲜明的典型性的也许是“左联”和“新月”这两个群体，[1]而对30 年代自称为“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群体来说，也未能成为例外。[2]那么，向来被人们称之为“远离政治”的“京派”等作家群体是否就构成了特例了呢？这正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二 在谈论30年代文学群体必然会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地呈现出“亚政治文化”形态或带有“亚政治文化”的特征时，有人也许会举出一个特例，这就是“京派”作家群体。在许多评论者笔下，或在许多人的观念或印象中，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在30年代似乎是一个可以称得上追求纯艺术的作家群体。早在30年代尼姆·威尔斯为斯诺编译的《活的中国》一书撰写附录《现代中国文学运动》时，就曾论及“几个超政治的中立作家”：“在当前革命的大动荡中，纯风格作家和‘为艺术而艺术’派是不合时宜，没有多少读者的。他们中间唯一重要的作家是沈从文……其他还有废名、李健吾、凌叔华、苏梅女士……”[3 ]这里，尼姆·威尔斯也是指称为沈从文为代表的北方文学群体为“超政治的”“纯风格”的“为艺术而艺术”派。 “京派”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团体，事实上无论当事人还是后来的研究者，对所谓“京派”的内涵和外延都缺少一个统一的说法。虽然有人从小说创作的风格追求上能确证有这么一个可以被称为“京派”的小说流派，但在多数场合下它是被用来泛指北方“左联”作家之外的主要活动于京津一带的作家。在论述文学群体的“亚政治文化”特征时，这样一个不成团体（或群体）的群体，似不在我们论述的范围之内，但谈三十年代政治文化语境对作家影响的普遍性以及作家对权力政治文化的反应，自然也不能无视这批作家的存在。这群作家不仅在“群体性”上与我们上述的各文学群体相比要相对弱一些，而且各作家个体在政治态度上也不像上述各种群体的内部成员那么显得具有一致性。例如，同是被称之为“京派”作家的师陀，自四·一二事变之后，就被“血淋淋的事实”逼成了“普罗文学的热心读者”，并曾写了《请愿正篇》与《请愿外篇》，“用芦焚的笔名投寄给上海出版的《北斗》。芦焚是英文的音译，意译则是‘暴徒’”。他还参加了反帝大同盟，并做过当时盟员所必须做的诸如“写粉笔标语”、“请愿游行”和“到工厂宣传”等事情。他在30年代给自己写稿投稿定下的“原则”是，“决不给国民党官办报刊写文章”。[4]当然， 像师陀这样政治倾向比较鲜明的作家在“京派”中并不多见。况且师陀一直不承认自己是“京派”作家。[5]就多数被称为“京派”的作家而言， 他们与我们前述的几个文学群体相比，确有特别之处，即他们的确不像前述几个文学群体中的成员那样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政治的维度来谈论文学或提出文学主张。 这种差异的形成，首先是由地缘政治造成的，这里，应受到关注的是作家所处的生存空间。自北伐战争以后，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南移，国民党定都南京后，上海因其经济、文化上的战略地位而成了国民党政府政治统治的中心地带，同时也成了各政治派别较量的是非之地。而当时的北京，因远离南京、上海等政治文化中心，而且国民党建立南京政权以后，虽有多次对北方的军事讨伐，但都成效不大，北方军阀虽承认国民政府的领导，但蒋介石集团始终未能在政治、军事上真正控制京津等都市。相对而言，在京津一带国民党的政治控制比较薄弱，因此，与当时处于政治文化中心的上海等南方城市的作家相比，身处京、津的“京派”作家所受的政治压力则相对要小。他们由于并非身处政治涡漩中，亦不必急于参与政治团体和对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表态，这就使他们在政治态度上相对缓和一些。曾有人设想：“如若把他们放在南方，他们很可能会变换一副面目，又是社会性又是政治性的；要是他们处身的环境充满政治的火药味，他们亦不可能那样悠游自得了。”[6 ]这颇有道理。早在30年代，鲁迅就曾针对当时一些作家追求文学的“静穆”和“幽雅”，发表过这样的看法：追求“雅”，“要想到适可而止”，“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渊明的好句，但我们在上海学起来就难了”。[7]在“京派”与“海派”发生文学论争时， 当时就曾有人著文指出，这场争论“只是因为南北生活环境的不同而引出来的”。[ 8]这一评价虽失之简单，但有其合理的成分，置身于不同的生存环境，心态自然会有所不同。师陀曾明确指出，“‘京’、‘海’两派看起来是写作态度问题，骨子里却含政治问题”。[5]说到底， 由于身处远离政治涡漩的非政治中心地带，“京派”作家们对“政治”表现出了相对超然的态度。但问题是，这种“超然”到底能走多远？在30年代整体的政治文化语境和文学氛围中，“京派”能否真的成为一个可以与政治无缘的特例？“京派”作家群体自身的作为，其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