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4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 （2000）03—0094—07 就乡土文学研究乡土文学，其实是没有什么意思的一件事。我倾向于从中国文学历史发展的角度思考一下：中国为什么在五四以后出现大量的乡土文学作品？这些乡土文学又是以怎样的艺术资格参与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创作潮流，乃至参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创建的？这一论题要说的话很多，只能先从五四早期小说谈起。我们注意到“乡土文学”这一概念最早是鲁迅先生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写的导言中提出来的。他在那里说过这样的意思：“凡是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G·Brandes）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1]（P247 ）这里实际是说五四的乡土文学作者是在自身“侨寓”于乡土之外的文学创作，而他们所写的作品并不能算是“侨寓文学”，意思是说他们的作品并没有显示出异域的情调，来开拓读者的眼界，从而让读者得到作品的新鲜感。鲁迅这样谈论问题是基于五四时期强调小说创作向西方学习，广泛地借鉴外来的文学创作经验，借此让中国小说内容和写法来一个根本性的变动。这正如他谈到自己的小说创作经验时说过的，他开始写小说“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也曾热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说到他写作《狂人日记》时说：“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2 ]（ P511—512）这其实并不表示他的作品以及五四时期所有的文学作品与传统文学没有什么关系。说五四乡土文学没有异域特点，也许可以表明他们吸收外国文学不够，但是他们的作品却不是旧文学，而是地地道道的新文学，这一点是鲁迅没有加以否定的。那么，乡土小说在五四新文学的大潮中应该处于怎样的地位呢？这一个问题并没有被我们注意并很好地加以研究。 一、五四小说的思想革命意义与乡土小说现象 五四作家多是从乡间来到城市，然后热衷于文学创作的。但是他们在文学启蒙之初却没有、或者很少写新奇的城市见闻，而是反观乡土，从而写出了一批乡土题材的小说，这一现象是值得很好研究的。这表明他们熟悉、也热心农民题材，或者说从自觉或不自觉的意义上是重视农民问题的。 对于一个古老的农业中国来说，历来的革命问题、生存问题、现代化问题，从根本上说离不开农村变动问题、解决农民的生存问题。中国的任何变动，归根结蒂是一个关系农民生存与命运的变动。李大钊说：“我们的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农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3]（P648 ）由于这样一个独特的社会形态背景，也就形成了中国人性中的比较普遍的农民情结。也就是说，中国人的直觉情感、心理结构、个性性格、文化习惯、生存方式、人生理想、习俗积淀，无一不打着农业经济的烙印。在这一点上，五四时期的革命家与文学家的思考是不约而同的。其实五四时期的文学家大都有思想家的气质。这一点是我们思考问题时不能忽视的。这也就是五四以来的许多作家自觉地热心于乡土文学的最根本的原因。 五四文化革命、文学革命孕育了新文学。但是新文学作品的诞生是以新诗打头的，小说、散文、戏剧也相继出现，这前后之间相差的时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人们却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现代文学从整体讲是社会革命、思想革命的产物。李大钊早在1916年《晨钟报》的创刊号上就发表《晨钟之使命》，论及：“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4]他对文学社会功能的理解如此。在1918 年所写的《俄罗斯文学与革命》中特别注意到了俄罗斯文学与革命之关系，他说：“俄罗斯文学与社会之接近，乃一自然难免之现象，以俄国专制政治之结果，禁遏人民为政治的活动，自由遭其剥夺，言论受其束缚。社会中进步阶级之优秀分子，不欲从事于社会的活动则已，苟稍欲有所活动，势不能不戴文学艺术之假面，而以之为消遣岁月、发泄郁愤之一途。于是自觉之青年，相率趋于文学以代政治事业，而即以政治之竞争寓于文学的潮流激荡之中，文学之在俄国遂居特殊之地位而与社会生活相呼应。”因此，他认为：“俄国社会亦不惯于文学中仅求慰安精神之法，如欧人之于小说者然，而视文学为社会的纲条，为解决可厌的生活问题之方法，故文学之于俄国社会，乃为社会的沉夜黑暗中之一线光辉，为自由之警钟，为革命之先声。”[5]（P581 ）这不仅可以看做对俄国文学的概括，也是对中国正在兴起的中国新文学发展趋势的希望和极好的预言，而且也是被后来的文学发展事实所证明的预言。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在创刊号上发表的《敬告青年》中就明确而不无偏激地提出一个中心思想，主张中国必须“改弦更张”，不然“国力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他说，中国旧有文化和社会制度落后于欧洲近于千年，甚至说“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这显然是从整体文化上着眼来考虑问题的。早期的文化先驱者注意文化的改革而不仅仅从文学上思考问题，这是人所共知的。鲁迅早期的杂文多是讲的社会问题。我们知道杂文这样一种形式就是议论社会问题的兴趣所生出的文体。周作人在1919年写的一篇杂文《思想革命》中讲到思想革命是高于文学革命的：“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6 ]鲁迅在给徐旭生的通信中也谈到思想革命的重要。五四文学是带着思想革命的使命而来的，为着思想革命的目的而产生、发展的。思想革命是风头，文学革命便以自己具有个性、具有能动的气势烧起了旺盛不灭的野火。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否认，五四新文学首先具有思想革命的性质。即使十分强调文学的独立性格的鲁迅也不得不承认，他在五四时期写的小说是“遵奉前驱者的将令”的创作。这表明作者考虑小说所应该负载的思想启蒙意义远远超过了仅仅作为文学体裁的小说实际上能够承担的社会职责；或许可以换一句话说，就是当时是把文学的革命意义看成最高追求，革命性是第一位的，而艺术的追求是第二位的。只要看到这时期出现的小说家、文学家有相当多的人后来并未从事文学创作职业的情况，就可以明了上面的判断大致的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