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迅速发展成为了一门显学，但她迅速成长的动力并不是来源于其悠久的学术积累，而是来自于其研究题材所拥有的天然的现实性，它与社会现实，特别是与现实中政治生活，有着其他学科无可比拟的紧密联系。现在，文学的社会意义在人们心目中越来越淡薄，现当代文学远离了人们的视野。 于是，有人把这种文学的“沉寂”看成了一种成熟的标志，提出了要让中国现代文学这门学科“古典化”的建议。但在我们看来，这种“古典化”，如果说是让文学研究工作者原本浮躁的心态趋归于平常化，那是有一定学术意义的，但若是把它看成是一种成熟化，不说是一种盲目，至少也是一种揠苗助长式的“早熟”。因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正是由于其强大的现实干预性，一直保持着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而学术性知识性却十分缺乏，远远没能步入成熟。 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不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研究对象的随意性，没有对自身学科范围的明确定位。 一般认定从1917至1949年为现代；从1949至当前为当代。后来有人认为“现代”应该从1898年算起，1898至1949年正好构成50年的整数；临近20世纪末，马上要进入一个新世纪时，又有人提出了“20世纪文学”的概念。现代文学的“年龄”在不断增长。其实，这种研究范围的非稳定性还不是现代文学研究的症结所在，关键是这种“增长”中所体现出的认识思路的非学术性病症。现代文学的研究范围不是随着政治的流程来确定，就是随着公元纪年这一虚拟的时间刻度来划定。（2 ）从文学的地域性角度来说，中国现代文学的版图，也一直是一张政治意识形态的版图。从王瑶的《新文学史稿》、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到钱理群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描述的都是大陆正统文学史。诗中有“颂”诗，史中也有颂史。国民党在位的时期，写批判官僚地主资产阶级文学史；共产党执政时写无产阶级文学史。只要把鼓吹与批判的指针转个向，便构成了文学的正史。“左倾”思想解冻时，再加上港台文学史和海外华文文学史，这样就似乎已经实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大团圆”而功德圆满了。（ 3）学术立场的缺席导致了研究方法的错位。80年代以前，用的是政治的剖刀，80年代以来人们又尝试过哲学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文化学的乃至自然科学的各种方法。80年代中期甚至还掀起过方法论热，但研究者们从来没有找到过真正拿手的家什，因此也不可能真正形成属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体系。（4 ）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写作一直是一种群体写作，缺乏富于个性的学术。也就是说，已有的学术著作，大多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专著”。因为群体写作的一个背景就是，写作者笼罩在共同的国家意识形态之下，这些众多的著作所呈现出来的现代文学充其量还是一种“政治文学学”。 我们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历史分期，应该绝对体现或依照它自身的文学个性。使用其他事物的时间来为文学进行历史定位，便注定会抹煞文学的个性，消解文学的价值。其次，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版图按照地理版图来绘制，为人们带来了一种虚假的民族完整性印象。它把一些真正文学意义上的事物忽略或排斥在文学史之外，如“地下文学”和国外流亡文学（不管因何种原因而流亡国外）。这种文学的民族非完整性所导致的后果必然是“正史”的产生。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后果是，民族的非完整性导致民族文学在世界化过程中的偏狭性。即使在后殖民主义时代的文学交流中也只能接受与“正统”相一致的事物，排斥其他优秀的文学经验和遗产。现在“民间立场”的理论在文学领域颇为流行，目的也是要把这几种非正统的文学状态的存在归入“正史”。但从其内涵的所指来看，我们认为，把它们描述为地下状态的“潜在写作”可能更为恰当。 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虽然拥有着庞大的队伍，但是一直没有形成一种立足于知识的学术传统。应当说明的是，知识的立场不等同于知识分子的立场。知识分子总是隶属于某种社会形态中的人，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某种形态、某种意志的支配和影响。而知识的立场则是要摆脱这一切外在干扰去寻求对世界的本真认识的立场。只有知识的立场，才是学术的立场。只有立足于此，并结合研究题材的个性，才能树立起真正的学术品格，寻找到属于它自己的治学之路。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为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 ——郁达夫《怀鲁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