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小说”之名始出何时，未遑考辨，其兴时则在美国新新闻浪潮中产生的“非虚构小说”名目之后，或直接、间接地受其影响。尽管某些论著、辞书尚对两者细加区分，一般纪实小说论者已将它们合而为一，当作同义词来使用了。如果有人对“纪实小说”提出质凝，论者就搬出美国的一批新新闻作品，统统加上“非虚构小说”名号，用以证明“纪实小说”的权威性、广泛性、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斯特兹·特克尔的《美国梦寻》、诺曼·梅勒的《夜幕下的大军》和《刽子手之歌》更是其主要代表作。 美国六七十年代的新新闻浪潮自有深在的社会因与文化因，倘就主体意识而言，则是一批兼作记者的作家追求新闻与文学的高度结合，大力强化新闻写作艺术性和文学创作纪实性的产物。其中的佳作，既贴近现实的社会生活，又有较强的艺术魅力，被称为“社会现实主义”，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独特的审美价值和对文学的艺术贡献勿庸置疑。不过，新新闻作品样态各异，纪实性也大有分别，并不属于同一文体，更没有什么“非虚构”小说。这只要考察一下上列几部代表作就会清楚。 一、纪实文学的新发展 《美国梦寻》的作者特克尔以编撰口述实录文学著称，先后出版六部同类作品。早在六十年代，他就走上芝加哥街头，为各种采访对象录音，完成一部数十人口述的《断街——美国都市采风录》。七十年代初，他又先后出版《酸辛岁月——美国经济大恐慌的口述历史》和《工作》。《梦寻》是第四部，原题《美国梦：所失与所得》。据朔望先生《缀语》，作者就此题目在全国采三百人，“逢人便问：你的美国梦如何？”最后“以其中百篇结集”。总观全书，除对采访对象或环境的简略说明，全是各篇主人公谈话的实录剪辑。与仿它而作的《北京人》相比，身世自述少些，评点言论多些，主人公大都结合某种经历谈到对美国社会、美国梦的看法和想法，以回答作者所提的问题。这使《梦寻》具有较多的议论成份和“记言”性质，不仅全无小说的虚构性，在样态上也更像随意谈话而远离小说，硬给这种纪实文学的新品加上小“说”徽号，让人想到指鹿为马的荒诞故事。 远在文史不分的古代，史官、学子就在竹简上刻记王侯将相、圣者贤人的“嘉言善语”，且有以记言为主的《国语》《论语》传世。前者所记多有长至数百字者，令人浩叹。由于刻写太慢，其言全凭史官记忆，与原话距离之大可以想见。倒是后者所记孔子与门徒的片言只语更真实可信。汉代以后，书写工具大大改进，使较长的记言之文增加了可信度，但仍以短者为多，过长难于取信于人。崇尚“直书”、“实录”的“记言”左史（有古“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或在三千年前就梦想录音机之类的玩艺了。如今美梦成真，一批口述实录文学把随便多长的记言之文的可信性提升到空前高度，近乎真的极限，把编撰者的想象和虚拟在理论上降至于零，从而使其纪实性超过以往一切史书和纪实文学，极具文献、史料价值。这是文学“纪实”的大飞跃和一次革命。不仅如此，特克尔等作家把数以百计的普通人变成纪实文学第一作者，让他们挟着情感、操着乡音直接面对读者，陈述其最难忘怀的经历，说出其最想倾吐的话语，这会产生一种独特动人的艺术效果。如果读过阿达莫维奇等编写的《围困纪事——列宁格勒的900 个日日夜夜》第一部（另一部由日记构成）和阿列克茜叶维契的《战争中没有女性》，对口述实录文学的这种效果会有更为深切的感受，那些发自人物肺腑极端本色的自述给予读者的震撼是别种文学无法代替的。从这方面说，口述实录文学也是对纪实文学的一种发展和创新。 《夜幕下的大军》出版于1968年。前一年10月，美国反战力量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进军五角大楼的示威游行，作家梅勒应邀参加并发表演讲，在游行中因越过警线而被捕，获释后即写成这部作品。全书分两卷。第一卷逐日描述梅勒从应邀到获释的活动、遭遇、见闻和感受，实际是他参加这次反战游行的回忆录，因用第三人称，兼有报告文学的特性。用作者自己的话说，“他随即撰写进军五角大楼的历史。但写来写去还是写成了他这四天的个人历史。”第二卷对这次反战大游行作总体叙述，“力图将其梗概写成历史”，文字简朴，并征引有关资料和新闻报道，俨然史家纪实之笔。令人费解的是，两卷分别题作“作为小说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小说”。这大概就是某些论者称其为“非虚构小说”的依据。而作者在书中明确指出：“小说”和“历史”是“两个截然相反的词语”，这实际又是对上述两题自我否定，因为一部作品不可能是两种“截然相反”的书。两题倘非游戏之笔或对书中引录的某些“以讹传讹”、“矛盾百出”的新闻报道的反讽，便是作家率意为之造成的错乱费解之语，据此将作品认作“小说”，只会错上加错，乱上添乱。 其实，《大军》既非小说，也非历史，而是新新闻纪实文学。第二卷无须多论。第一卷用第三人称貌似客观地描述作者自身的体验和感受，已不同于传统的回忆录和报告文学；对一些场景、对话和心理活动的展示，更比以往的纪实之作生动、细致，给人以面目一新之感。但由于主人公梅勒就是作者，那种生动、细致的展示仍属纪实，正如他自己说的：“第一卷只描写了个人的亲身经历”，“在回忆时非常注意事实，所以他写就的只是一部记录”。至于大段的抒情和议论，更是梅勒本人的真情实感和见解，所论的美国总统、国防部长和侵越战争也都是真人真事，并无小说的虚构性。《大军》在出版之年获得普利策“非小说”奖也是它并非小说的一个证明。 谈到美国普利策奖，需要指出：纪实小说论者有的将其“非虚构作品”（book of non—fiction，或译“非小说作品”）奖说成“非虚构小说”（non—fiction novel）奖，混淆视听。事实上根本无此奖顶。普利策文学奖原只五项：小说、剧作、诗歌、史书和传记。1962年增设一项：“不适合收入任何其它类别的非小说作品”（见《不列颠百科全书》1999年中文版第14册第17页）。这一奖项的增设显然与六十年代兴起的新新闻浪潮不无关系。《大军》与后来的《原子弹制造内幕》等获得的都是这项奖，而不是某文说的“非虚构小说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