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遮蔽的“70年代人”

      宗仁发：说到70年代出生作家被遮蔽的问题，应该从两个角度看，一个是大众传媒的商业化炒作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严重扰乱了文学视听。另一个是70年代出生作家的作品确实存在许多不可忽略的问题。尽管哪一代作家是否称职，对于文学的历史长河来说是无所谓的，尽管哪一个年代出生的作家写得怎么样其责任并不完全在他们自身，但宽容接纳与客观估计都是必要的。

      李敬泽：仁发所说的第一点我特别同意，就是炒作问题。但我还想追问：为什么要炒作？为什么不炒别的年轻作家、别的文学现象，偏要炒这个？书商和媒体中人都有一流的敏感，他们想必是看出了什么东西，他们意识到这能够激发和迎合大众趣味，事实证明他们的判断并未出错，果然炒得热火朝天。

      97年我们曾经谈论过“70年代人”，现在我觉得我们看问题真是不准确呀，赶不上书商，他们一眼就从某些作家、某些作品中看出并抽出了某些东西，比如“全球化”的文化想象、消费主义的诗学和哲学、一种“特立独行”而骨子里志得意满的“个性”姿态，等等，他们把这些作为材料，包装出银光闪闪的符号，叫“另类”、“新新人类”什么的。他们推销的其实不是那几个作家，是一整套“幻觉”。而在中国的都市，正有一些人或多或少地沉浸于这种幻觉之中，我把这叫做“小布尔乔亚幻觉”、“小乔幻觉”。对“70年代人”中某些作家的炒作不过是整个幻觉生产和运作的一部分。

      施战军：敬泽所说的“幻觉”的生产和推销很有意思，这里包藏的是什么？我看是新型的大众生活形象与商机的暗合，它所提供的“标准像”肯定不会是面目繁多的，要尽可能缩略，便于复制。

      李敬泽：“幻觉”就是一种意识形态，“遮蔽”正是由此发生的。这是多重的遮蔽，首先，对那些被炒作的作家来说，市场的粗暴指认妨碍了对他们的写作比较认真、客观的认识，当然，这也可能是两厢情愿；其次，这是对这一代人中的其他写作者的遮蔽。现在的逻辑是，你是一个年轻的、生于70年代的作家，你就是“新新人类”，否则你就什么都不是。当然，更重要的遮蔽是对这一代人的生活、对我们共同的生活的遮蔽，比如把一种“白领”世界观强加给大众。

      宗仁发：是的，“70年代人”不等于媒体上经常出现的一群名字，更不等于这一年代内出生的女作家，更加不等于某某、某某，不要以偏概全。

      施战军：当初我们开始关注“70年代人”，很大程度上是缘于他们新锐而尖细的声音处在被遮蔽的处境，因而敬泽曾戏称这样的工作有“密谋的气氛”。如今，他们中的一部分已迅速走红文坛，更有几位在图书市场上拥有了可观的“现在时”份额。于是新的遮蔽便产生了，大致情形是男作家似乎弱于女作家，作品散见于杂志的女作家似乎弱于出作品集的女作家，出作品集的女作家似乎弱于出长篇的女作家。这种现象是书商与媒体的合谋，是“好卖原则”的制导，文学的艺术标准被利润的追求和猎奇的欲望所掩埋，癫狂状态遮蔽了正常的自然生长状态。

      宗仁发：这可能就是文学与市场接轨的利弊所在，一方面通过市场会建立文学与读者、与社会的正常关系，避免文学的圈子化倾向；另一方面，市场的商业利益追求会带来过度使用资源、超前开发等干扰作家自然生长的问题。本来一些期刊接纳和扶持新作者并无强烈的商业性考虑，但图书出版一介入进来就不一样了。

      李敬泽：问题不止于此。市场改变和塑造着文学趣味和阅读习惯，他们在文学中实行“明星制”，直接把文学作品和作家的生活经验等同起来，似乎小说就是自传。这完全不讲常识，但居然大行其道，甚至一些文学专业人士也照此分析和判断作品。

      施战军：显然一些文学专业人士对媒体与市场的非文学、甚至是反文学指向并未有多少警觉，抑或这种人恰恰是在扮演“掮客”，因此讲不讲常识对他们并不重要，而且，他们制造出另一套“常识”，以达到“惑众”效应。

      宗仁发：所以就有了“美女作家”这样一个荒谬的媒体话题。美女和作家没关系这是个简单的常识，硬扯在一起就是给男权社会受众的一个噱头。即便女作家希望自己有形象魅力，那也帮不了她的作品什么忙。由这个话题而起的一系列波澜像一个媒体阴谋，先刻意制造出美女和作家的虚假联系，然后再来批判这种联系，这个过程中受害者是被命名为“美女作家”的人。70年代出生的一些作家成名的方式与其作品的联系太少，而与其生活状态的联系太多。

      李敬泽：这反映了小说的某些根本特性正在遭到侵蚀。首先是虚构的合法性，我们还承认不承认小说是一种虚构，一种想象？市场、公众甚至一些作家、批评家都在有意无意地破坏这一基本约定，他们似乎要说小说就是“真事儿”，就是作家改名换姓的“真事儿”，我想这只能导致文学趣味的大幅度堕落，使小说在“真事儿”的低水平上被写作和阅读。同时，这也是对“真实”这种根本价值的粗俗贬损，艺术的“真实”被贬损为“真事儿”。所以，毫不奇怪，那些最像“真事儿”的小说常常令人感到虚假。

      宗仁发：“70年代人”中的一些女作家对现代都市中带有病态特征的生活的书写，不能不说具有真实的依托。问题不在于她们写的真实程度如何，而在于她们所持的态度。应该说1998年前后她们的作品是有精神指向的，并不是简单地认同和沉迷，或者说是有某种批判立场的。尽管她们抛弃了烦琐和沉重，但描摹出了“不能承受之轻”。后来由于商业性引导她们更多地夸张、渲染物质、畸形、病态的生活本身，这是对文学本质的背离。

      李敬泽：也不全是商业性引导，这与大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关。翻一翻现在的小报、杂志，你就发现，很难把这种生活截然剥离出物质、畸形、病态的成分，它是空气，是非常复杂、相互联系而矛盾的无穷无尽的文化片断，它在这两三年间非常迅速地孳生开来，有一种狂欢气氛，它本身就有一大套合法性说辞，自命“另类”实际上非常主流，比如都坚信“未来”、热爱互联网而且与国际接轨。所以，一个作家很容易就意气风发，觉得自己是在表达一种方兴未艾的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