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 7326（2000）05—0114—04 90年代，文学批评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赞之者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注：陈骏涛：《文学批评：从80年代到90年代》，《南方文坛》1997年第5期。）攻之者曰“90 年代的文学批评已经开始呈现瓦解状态”，批评家们得了“癔病”，“真正的批评家缺席”、“失语”。（注：丁帆：《批评癔病的初诊》，《文艺报》1997年6月7日。）其实，后者看法过于极端。应该承认，90年代的文学批评比起80年代来，学院派批评家与专业批评家合谋营造的盛景已不复存在，但它舍弃了80年代那种对多元文化的盲目乐观态度，而对现代化批评在人文意义上作出了有价值的探讨。90年代的批评家们不像过去那样浮躁和焦虑，把西方文论一次次搬进来囫囵吞枣，而是从这个误区走出来重返家园、重建家园，寻找自己的话语。在处理西方与中国传统、自我与他者问题上，也不再搞二元对立，而是在更宽阔的文化背景上寻求建立有东方特色的话语体系。如有人所倡导的“圆型批评”，就吸收了中国古代哲学有关“圆的思想的合理内核。”（注：《全国文学批评研讨会摘要》，《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 ）“第三种批评”的倡导者也没有意识形态的政治怪物，而是企图建设一种“以人文核心为内涵”的“新意识形态批评”，“使它越来越成为与社会对话的文本，而不是只供语言分析的文本。”（注：许明：《“第三种批评”——新意识形态批评是广义的人文批评》，《当代人》1995年第2期。） 90年代的文学批评，总的说来有正面，有负面，现分述如下。 其一是不热衷于纯理论的新学科研究而面对现实，跟踪当前的创作现象，及时作出自己的反应。对贾平凹、王朔作品的评论，对《九月寓言》、《曾国藩》的艺术分析，对刘震云、韩少功等作家的评论，均说明评论与创作的关系改善了，贴近了。在文体研究中，散文一直是薄弱的环节。可近年来对散文创作新现象的研究、对余秋雨文化散文得失的探讨，也显示了散文评论不再像过去那样甘居下游。 但评论家们爱走极端。当他们不热衷于纯理论的新学科建设的时候，又有人效仿思想家去做宏观的文化批评。这种批评如写得好，的确能给人高屋建瓴之感，但他们中的一些人的文化批评显得大而空，这种批评的一大特征是爱用大词，诸如“全球性”之类。这种“全球性”的滥用，使80年代风行过的细读文本的新批评相形见绌。这便造成了批评与创作的疏离。这就难怪有新的创作现象出现的时候，很少有人作扎实的研究，不少批评家对此缺乏热情乃至不屑一顾。对“新写实”小说的分析算是例外。到了1996年，又有批评家提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问题。这种提法表明了评论家对创作倾向的关注。但这种“冲击波”的“旗号”能否在理论上站得住脚，则还待推敲。 一方面说评论与创作关系的改善，一方面又说“疏离”，乍看起来前后矛盾，其实这正反映了90年代的批评特征：批评家对经济大潮冲击下的复杂文学现象把握不透，时而紧跟，时而疏离。疏离的原因除有些批评家改变写作路线外，还因为90年代的创作不如80年代那样能激发批评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其二是评论队伍有新的分流和调整。像80年代把文坛弄得沸沸扬扬的评论家刘再复不再在国内耕耘，青年评论家黄子平到香港浸会大学任教，但绝大多数评论家仍活跃在国内文坛。也有一部分评论家下海经商，有的则改行写小说（如季红真），有的则改写文化评论（如吴亮），但多数在80年代涌现的评论家并不像有些人说的在“胜利大逃亡”，如陈思和、王晓明、南帆、王干、陈仲义等人其英姿不减当年。至于说学院派评论家都忙于“去码理论学术‘砖著’”，造成对当代作家作品的全面疏离，这是典型的情绪化评论，带有主观随意性。以北京的评论家而论，他们仍写了许多即时性的文学理论批评，学术研究并没有削弱他们对“文本”的感受能力和锐敏的洞察力。何况，90年代还涌现了陈晓明、孟繁华、邵建、陈旭光等新一代批评家。 其三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从17年时期就开始了。但那时的研究，清一色是当时文学运动的注脚，拒排个人化的审美意识。新时期以来出版的30多种当代文学史，改变了这种状况。这些文学史，确立了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探讨了性质和分期，还对一些有影响的作家作品作了定位，使当代文学从现代文学史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但这些当代文学史著作，其缺陷也异常明显：对当代文学发展的规律研究不够，在框架上大都是作家作品论的叠加，且忽略了台港澳文学。 进入90年代后，这种局面有了改变。突出的标志是首次出现了私家治史（以往的当代文学史全是集体编写），这就是洪子诚根据他在1991—1993年在东京大学访问期间整理的讲稿《中国当代文学概况》。（注：香港，青文书屋1997年版。）此书和他参与编著的《当代文学概观》（注：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7月版。）书名几乎相同，但体系、 内容和研究视角大相径庭。该书最重要的特点是在处理、“重建”40年来的文学材料、现象时，不受流行观点的束缚，敢对取得支配地位的“文学规范”的性质及其演变作出新的阐释。具体说来，在论述50—70年代文学时，描述了从延安时期所确立的“工农兵文学”如何取得绝对的支配地位，以及这一文学形态的基本特点。下编则揭示了这一文学范式在80年代逐步削弱乃至瓦解的过程，对中国作家“重建”多元化的格局作了热情的肯定。在框架处理上，该书没采用流行的作家作品论组合方式，而着重描述文学现象的出现、变迁的过程，但又不像赵俊贤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综史》（注：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那样以论代史，而是史论结合，在同类教材中显得一支独秀。此书是目前当代文学史教材中最有独创性的一种。目前其影响主要在海外，我相信它很快会“出口转内销”，促使大陆当代文学史教材的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