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得主的回答 近年茅盾文学奖遭遇批评愈来愈大，不仅遭到了非茅盾文学奖得主的作家的批评，一些茅盾文学奖得主也并非对它完全赞同。4月6日，茅盾文学奖得主刘心武、刘白羽、陈忠实接受了笔者的采访，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他们用委婉的方式对茅盾文学奖表达了不满和异议。 笔者多次联系采访首届茅盾文学奖得主，均未果。叶蔚林在2000年第二期《文学自由谈》指出：“实话实说，莫应丰的《将军吟》，当年获茅盾文学奖就有点勉强。尽管老莫写作勇气可嘉可佩，具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但读过《将军吟》的人，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部粗糙之作，人物有概念化倾向，艺术性较差。只因当时胡禾木读了，大加赞赏，于是就获奖了。并不是因为老莫已不在人世，死无对证，便不负责任随意贬低他。好在老莫有自知之明，生前曾面对面地对我说过：“老子运气好，搭帮胡乔木，得了矛盾奖。” 笔者：刘心武先生，你的小说《钟鼓楼》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请你回答，你的《钟鼓楼》获茅盾文学奖够格吗？ 刘心武：作家写作并不是为了获奖，我本人也没有争取。我的《钟鼓楼》是出版社推荐的，我是同意的，说明可以参加，当然我认为获奖是正常的。我没有办法左右各种奖项的贬值，我的那一届包括李准的、张洁的，我觉得很好。后来对茅盾文学奖的议论多了，我心里很难过，搞得我们得奖是很不光彩的事似的。我只能说，我们那一届是合理的。 笔者：刘白羽先生，请你谈谈茅盾文学奖。 刘白羽：别的可以谈，这个问题不好谈。 笔者：为什么？ 刘白羽：不是有许多议论嘛，这个问题很复杂。 笔者：有人认为，你的《第二个太阳》没有资格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你对此怎么看？ 刘白羽：我不谈，我不谈，我不谈…… 笔者：陈忠实先生，我只想问一个问题，你的《白鹿原》（修订本）获得茅盾文学奖，但参评时修订本还没有出来。请问你究竟喜欢《白鹿原》修订本还是《白鹿原》？ 陈忠实：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 笔者：啊？ 陈忠实：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 重温茅盾遗愿 1986年12月10日，诺贝尔去世。他在遗嘱中对文学奖的要求是奖给“文学方面曾创作出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尽管诺贝尔文学奖有遭人非议的地方，但评奖基本坚持诺贝尔的遗愿，即作品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而茅盾文学奖的评选结果与茅盾的遗愿有很大的距离，甚至违背了茅盾的遗愿。 1981年3月27日，著名作家茅盾逝世，留下了其于1981年3月14日致中国作家协会信中立下的遗嘱—— “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将我的稿费25万元（一说30万元——笔者注）捐献给作协，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 1981年10月，中国作家协会决定启动茅盾文学奖，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茅盾文学奖越来越暴露出与茅盾遗愿矛盾的“矛盾”。其矛盾的焦点是，茅盾遗愿设立文学奖的目的是“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但事实上，越到后来，一些也许是优秀的，但不是“最优秀的”作品进入了茅盾文学奖。 那么茅盾文学奖究竟如何产生的呢？ 茅盾文学奖每一届的《评奖条例》都有变动，笔者所能够看到的第五届矛盾文学奖的评奖条例中，似乎并没有明确说明茅盾遗愿——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繁荣长篇小说创作。而事实上，以往获奖的基本上是现实主义作品。茅盾文学奖成了茅盾现实主义文学奖。茅盾的故乡、浙江文学院创作研究室主任洪治纲在《无边的质疑》中指出—— 历届茅盾文学奖没能真正评选出“最优秀”的长篇小说，自然无法真正体现出茅盾先生的初始愿望。这种距离是不言自明的。问题是，这种距离不仅从评奖结果上来认识，它实质上也体现了这种评奖背后某些观念上的局限性，虽然他（指茅盾——笔者注）自身的创作一直在遵循现实主义的审美原则，但他从来没有在任何文章中对其他创作原则进行过否定，而且他的《腐蚀》等作品还曾积极地尝试过一些现代叙事手法。他在要求设立文学奖的那封信中，最后一句是“我衷心地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如果我的理解没错，这里的“繁荣昌盛”是指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百花齐放”、多元并存、相互融汇的创作格局。他老人家“衷心祝愿”就是这样一种繁荣，可我们的评奖离他的愿望究竟有多远不是显而易见的吗？——纵观18部获奖作品，我认为其局限性主要在于四个方面——对小说叙事性过于片面强调；对现实主义作品过分偏爱；对叙事文本的艺术价值失去必要的关注；对小说在人的精神内层上的探索、特别是在人性的卑微幽暗面上的揭示没有给予合理的承认。 老人评委“力不从心” 对比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名单和评委会成员的名单，就会发现，代表中国长篇小说最高荣誉的茅盾文学奖，原来是一群“老人”评选出来的。评委会成员基本特点是—— 1、评委普遍“老龄化”。 2、大多数评委已经疏离文学工作， 这些人是不折不扣的“前文学工作者”。 3、就第四届来说，很少有活跃当时文坛的评论家参与其中， 陈建功、雷达等少数几位除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