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女作家莲子的长篇新著《宁静的盛宴》最近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中国西部的传奇故事，主要人物莲子、麦子、余纯顺三人之间的爱情乌托邦从产生直至破碎的过程。书中的余纯顺，正是前些年名噪一时的上海探险家、作者莲子昔日生活中的恋人。小说描述了一个不同于媒体宣传的，普通、平凡、有血有肉的余纯顺，也记录了作者本人刻骨铭心的一段生命历程。 在日前由旌旗网上书店主办的《宁静的盛宴》书评会上，评论家对该书给予较高评价。孟繁华说：“这是一部很奇特的长篇小说，它把真实的生活经历和虚构的场景交织在一起，叙事方式上又非常自由、从容，在文体形式上颇具探索意义。从某种角度讲，这部小说可看作是莲子的心灵自传。”他还指出，最近一段时期，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女作家，在她们进行长篇小说创作时，大多采用“半自传体”的样式，这似乎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创作倾向，他觉得有必要在理论上进行细致的把握和深层的研究。陈福民则以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的小说为例，提出在评价女性写作的“自传体”或“半自传体”现象时，要吸取历史教训，不可不假思索地批评其是“展示自己的隐私”，而应该慎重和全面一些。如此众多的女性作家回到“私小说”创作，必然有其真实的原因。回过头来看，郁达夫的那些“半自传体”小说不是至今读来还有撼人的力量？ 如果纵览近期的长篇小说创作，不难发现“半自传体”这种样式的确非常流行。比如林白的《玻璃虫》、棉棉的《糖》、虹影的《饥饿的女儿》、丁天的《玩偶青春》、潘军的《独白与手势》、周洁茹的《小妖的网》等等。既有女作家的作品，也有男作家的作品。此前不久石康的《支离破碎》、《晃晃悠悠》等也可归入此类。“半自传体”的流行可能与当下作家的创作心态有关，或者说，这种叙事方式可能是作家们乐于采用的表达策略。因为，在今天，现实生活无疑显得非常庞杂、含混、难以捉摸，在面对这种纷扰、变幻的外部现实世界时，作家大多自觉地放弃了过去“宏大叙事”的模式，而愿意从自身的生活周围、一己的生命经验出发写作，并且干脆以第一人称结构故事。这样的长篇小说不妨称之为“半自传体”。其中一些优秀之作，并非只是抒写个人的琐屑的悲欢哀乐，而是通过对自我生命体验的展示，使得某一类生活、某一些人群找到了他们的“代言者”。比如，英国一家报纸就如此评价虹影的《饥饿的女儿》：“虹影的自传是关于中国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写照，关于生存，关于自我的发现。”白烨在评论潘军的《独白与手势》时说：“小说中‘我’的成长过程依然鲜明地反映出了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特征，个人与社会已经打通了，这是以小见大、以一当十。” 青年评论家施战军在接受采访时说，“半自传体”对于成熟的作家来说，可能更多地是基于文本策略的考虑，如林白的新作《玻璃虫》明显不同于《一个人的战争》，里面有很多社会生活的内容，读起来很有激情。而正在成长的一些年轻作家自愿把小说中人物和自己划上等号，则是有着非常现实的考虑。因为在文学的吸引力渐弱的今天，作家这个行当对于读者的吸引力还存在，作家本人的生活仍然能够激起读者的好奇心和阅读欲望。把某些小说简单地说成是作家的自传，则是书商包装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