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和胡适不能相提并论。两人虽同是“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名人，但两人的地位、作用、声望悬殊，经历差别更大，主要是，在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周作人叛国附敌，为虎作伥，而胡适则无论如何乃抗日阵营中人。两人对民族国家有忠奸之分，有爱国卖国之分，为人有正邪之分，岂能同日而语！我提起这个问题，是因为在我写了论胡适的文章（载《炎黄春秋》2000年第3期）之后，有友人向我提起，从80 年代起就有一阵“周作人”热，有人属文说周作人虽有附敌之举，但他的一生主要也是一个文学家、思想家，因此应该和胡适一样，主要以文学的思想的标准去衡量他，不应“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对他七折八扣”，要有“宽容精神”云云。并说，这是舒芜先生在他写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的，这篇文章登在1995年第12期《读书》杂志上。对舒芜先生，我只闻其大名，却素不相识。舒芜先生当然可以谈他自己对周作人的看法。很抱歉，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有必要在这里再商榷一下。好像已经有人写过表示不同意见的文章。我准备先把问题谈开一点。 首先想起一件事。这几年很有些人为抗日时期当过汉奸的人说话，甚至包括汪精卫等人在内。我所认识的香港一位颇有名气的专栏作家张文达先生，1996年6月11日在《信报》上写过一篇文章， 其中说到：“这几年来，从台湾刮起一阵风，说什么‘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忠奸之分’，大写文章，其目的只有一个——为汉奸翻案。”1999年3月10 日张又在同一张报纸上撰文举出实例，说：“何弢先生转述汪精卫对亲信陈公博、林柏生、何炳贤（何弢先生的父亲）讲的话：如果再没有人出来拯救沦陷区的老百姓，同胞将活得更惨，死得更多，他要跳进这个火坑去救中国人，他明知这样做，在历史上必定会遗臭万年，但他已决定跳进这个火坑。何弢先生又转述他父亲为何要跟汪精卫跳火坑：‘汪先生是他的朋友和上司，对上司忠贞，为朋友担当，义之所在，视死不畏’。”文达先生接着有一段以下的议论：“汪精卫‘跳火坑’的第一椿事，是和日本签订了一个十足的卖国密约。这一密约全文本当时就由高宗武、陶希圣从上海带到香港，在报纸上发表了。何弢先生何不去查阅一下，看看汪精卫汉奸政权是如何‘救国救民’的。……何弢先生以‘纪念父亲’为名，根本否定汪精卫汉奸政权的性质，这是连胡兰成都做不出来的命题。和汪精卫同时代的法国贝当、赖伐尔组成卖国政权，战后被判死刑，他们的后人倒没有出来为之翻案。”（吴按：欧洲著名的卖国贼除法国的贝当、赖伐尔外，还有挪威的吉斯林少校、奥地利的被人们称之为第一号吉斯林的赛斯——英夸特等人。威廉·夏伊勒在他的名作——《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一书中写道：“这个人（吉斯林）的名字很快就在各种语文中成为卖国贼的同义词。”） 我提这件事，自然不是说舒芜先生也想翻周作人汉奸的案，我相信舒芜先生并无此意，他只是把周作人当汉奸、丧失民族大义这件事看轻了、或者说冲淡了。他主张对周作人应主要从文学家方面去衡量他，这也并非舒芜先生一家之言，另有人也认为周作人之附敌是出于对中日两国文化之认同，并公然标榜周之附敌也有“文化选择”因素在内。我想舒芜先生也未必会附和此说而曲为之辩吧！我这里主要是想提请大家注意，从台湾刮起了一阵所谓“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忠奸之分”（也就是说，中国人从来不讲民族大义），倒很值得我们注意，这股风究竟为何会从台湾刮起，以今日之情势想想这个问题，并非没有现实意义。 大凡叛国投敌者都可以冠上卖国贼的名字，但具体的人也须作具体的分析。就说周作人吧，周作人的罪孽自然不能与汪精卫和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等人相比，但在“文人”投敌者当中，周作人却又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且正因为周作人原是中国一位文化名人，所以他“叛国助敌”所起的恶劣作用又非一般投敌的文人所可比拟。试看周作人投敌后在日本皇军麾下和汪精卫卖国政权中的地位和某些行状吧。这里，我且抄录楚庄先生在《民主》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周作人与〈四室同堂〉》）中所提供的有关周作人在这方面的资料： “1940年12月29日，汪伪‘中央政治会议’‘特任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及宪政实施委员会常务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是王克敏，‘宪政实施委员会’委员长是汪精卫，同列‘常务委员’的有‘五院’院长陈公博、王揖唐、梁鸿志等原是军阀余孽、党棍政客的南北大汉奸。至此，周作人在敌人的卵翼下正式沐猴而冠，成为傀儡政权的群奸中具有名流学者、名作家声望的身份最高者。周作人对伪政权的点缀、粉饰也即帮闲、帮忙甚至帮凶作用，是张资平、穆时英之流的附逆文人所不能比拟的，因而周作人卖身也得到了最高的身价（‘特任官’）。以后，在敌寇挥舞屠刀，一次次进行武装‘扫荡’（华北叫‘强化治安’、江浙叫‘清乡’）加强文化统制声中，周作人又被封为‘促进国民觉悟，自动担负大东亚战争的责任，实现东亚共存共荣’的‘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常务委员（委员长为汪精卫，同列常务委员的有王揖唐、周佛海等），此外还有北京图书馆馆长，日本情报机关所属的‘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理事长是日军中将森冈皋），‘中国文化振兴会’名誉顾问（顾问是桥川时雄等），华北‘新民青少年中央统监部’副统监，‘华北作家协会’评议主席，以后又经汪伪‘国防会议’通过，选任‘国民政府’委员（特任一级待遇），为了多拿兼薪，又兼华北咨询会议委员。身兼伪职多、地位高、任职时间长，在华北群奸中是名列前茅的。”接下去还有这么一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