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7—6271 （2000）1—0079—06 作为蜚声海内外的台湾著名文化人，余光中有三重身份：诗人、散文家、教授。但以大陆的一般情形而言，除极少数专门家即研究工作者之外，许多人心目中的余光中，主要是一位诗人。 但实际上，据我看，余氏的散文创作，无论从风度到气质，从格局到技巧，都不在其诗歌的成就之下。这当然是就其各自在本门类创作大形势之下的实际地位与贡献而言，并非将二者之间作简单的、实际上无可比性的比较而言。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即其诗歌与散文，其实思想情感主旨或曰母题完全一致，那就是人所共知的“故国之思”与“文化乡愁”，并且其实在对这一思想情感主旨或曰母题的表达——演绎和阐释上，也许其散文相对于诗歌，反倒做得更好，但它们所引发的阅读—接受效应，却恰恰相反。这又是为什么呢？以今日之文化情势与文学现状而论，不是散文相对于诗歌，更广泛、更深入地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吗？ 我以为根由之一，就在于他的散文，是更现代、更新派、更先锋的。这在台湾已不足奇，而在大陆，虽然并非这里较为落后，却不能不说毕竟还相当少见——我们诚然也有不少自己的“新潮”散文，却与余氏散文并不完全相同。这一则是因为，文化与文学现象，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实际上是社会与经济生活的“衍生物”，社会与经济生活的状况不一样，其所“决定”的文化与文学形态，自然也就会有明显差异；二则是因为，以文化与文学本身的传统而论，台湾与大陆，虽然在总根子上，是孕育和成形于同一土壤，却毕竟又是在不同的两块地方自生自长起来的，其间的各种分别，自也顺理成章。例如“五四”的散文传统，在大陆的影响堪称牢固而深远，但在台湾就不然。而余光中的散文创作及其革新，又恰恰是得益于这样两个文化基础，即：（一）台湾的“孤岛”状态及其工业化的现代生存环境；（二）对“五四”以来中国大陆散文传统的隔膜与反叛。而余光中的诗歌就不然：前一个文化基础是与其散文创作无异的，后一个文化基础就不同了，这一方面是因为余光中的诗歌主张与创作，有一个从现代回归传统的转变过程，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其实若仅就“现代性”而论，大陆诗歌已经走得够远，故余氏本就无所谓隔膜与反叛可言。这样，余氏作为散文革新家的形象，就格外地突出而鲜明了。 1 余光中对“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散文传统的反叛是相当积极而自觉的，在这方面，其姿态丝毫也不逊色于当初他身为台湾现代诗歌阵营中的“猛将”时的勇毅。而这当然首先是缘于他对上述传统及其所造成的散文创作现状的强烈的不满情绪，此亦即我所说的隔膜。这种隔膜的造成，总的说来，是因为他作为“少小离家”的台湾现代文化人，深感按照中国现代散文创作的传统路子，根本无法表达一个远离故园并且总在不断漂泊与流浪之中的华夏游子，身处与故国、家园隔离、疏远极剧的现代社会——“异地”中时，自己发自灵魂深处的全部复杂而微妙的思想、情感与精神现实。这些东西，也许在余光中看来，不是身临其境、深受其扰的人，是根本无法想象、揣测、猜度与言说的。并且，绝非每一个海外华人及其子弟，都能像他本人那样，感受、体验得极其细腻、深剧和强烈——自然，在他与他们之间，也无疑有诸多的甚至在其根本点上的共同性与一致性，但作为集诗人与学者于一身的余光中，其所“独”具的特殊器质，却应当说，该是一般人所无法比拟的。否则，何以在台湾人才济济的文坛上，人们都写“乡愁”，并且因此而使所谓“乡愁散文”，几十年来竟成为该地长盛不衰的散文潮，而独独余光中的“乡愁”散文，极其显明地而且是遥遥领先地具有了一种浓郁的“文化”味呢？何以他的这些执意并尽情抒写甚至刻写“文化乡愁”的作品中，总是无一遗漏地烙有鲜明的“故国之思”而不是单纯的“家园之忆”的印证乃至于刻痕呢？ 余光中作为具有高度“情性——理性——智性”的文化人，我以为，其“文化乡愁”与“故园之思”中所包容的内涵，是博大的、精深的、高远的、广阔的，确非一般人所可比拟。不仅如此，或许是因为深受现代生活之严峻性的刺激，或许是因为在漫长的思念与眷恋中其心灵已饱受煎熬，或许是因为在这样的一颗心灵中还有旁人尚未能萌生和企及的更为雄大的理想，或许也还因为在余氏本人的性格中原本就有极为坚毅、顽强、执着的因子因而其人性、人格质地从来就有些特异之处，其“文化乡愁”与“故国之思”的情感特质，同时还是特别刚性的。坦率地说，我从余光中抒情散文的阅读中，首先感觉到的就是这些东西。现在我在这里谈论这些东西——余光中抒情散文的首要的文本特质时，它们已然是一种“果实”，但它们作为余光中散文创作积极而自觉追求的成绩，却是从“种子”而经浇灌和培育才得来的。于是回过头去看其当初的散文创作宣言时，就会深深地感觉到并且确信这一切的确并非偶然和绝非无理。余光中对于“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散文传统的由隔膜而到反叛，初看似乎不尽合理因而难于接受，但事实上，若在对当代的社会与文化现实细加体察、剖析的同时，投以历史的、艺术发展的眼光，则他不但无过，而且有功，其“偏激”之论，是有着鲜明的现代文化立场，并事实上起到了推动中国散文创作进一步走向现代化以适应现代生活与人们精神文化之新的需求的有益作用的。而其成功的抒情散文创作本身，则是这种推动的有效性的明证。 余光中的现代散文创作宣言，是从对“目前中国的散文”的俯视与声讨，对“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散文创作传统的清算与批判开始的。 在《剪掉散文的辫子》一文中，他说：“我们生活于一个散文的世界，而且往往是二三流的散文。我们用二三流的散文谈天，用四五流的散文演说，复用七八流的散文训话。”而这是因为，“目前中国的散文，可以分为下列的四型”，即：（一）学者的散文：这一型的散文限于较少的作者，像钱钟书、梁实秋、李敖的散文，均属之。其特点是“融合情感、智慧和学问”，能够“反映一个有深厚的文化背景的心灵，往往令读者心旷神怡，既羡且敬。”但“这种散文，功力深厚，且为性格、修养和才情的自然流露，完全无法作伪”，绝非一般的作者同时也“并不是每个学者都能达到这样美好的境界”。于是在“学得不到家，往往沦幽默为滑稽，讽刺为骂街，博学为炫耀”的同时，多有“不幸的一类”分别异化为“洋学者的散文和国学者的散文”，均乏味之极，面目可憎；（二）花花公子的散文：这一型的散文“到处都是。翻开任何刊物，我们立刻可以拾到这种华而不实的纸花。这类作者，上自名作家，下至初中女学生，简直车载斗量，可以开十个虚荣市，一百个化装舞会”，它们“已经泛滥了整个文坛。除了成为‘抒情散文’的主流之外，它更装饰了许多不很高明的小说和诗”。它们“像一袋包装俗艳的廉价的糖果，一味的死甜”，而“伤感，加上说教，是这些花花公子的致命伤”；（三）浣衣妇的散文：这一型的散文，与“花花公子的散文，毛病是太浓、太花”恰成鲜明对照，其“毛病却在太淡、太素”，“洗得干干净净的，毫无毛病，也毫无引人入胜的地方”，其作者“像有‘洁癖’的老太婆”，又“都是散文世界的‘清教徒’。她们都是‘白话文学’的善男信女，她们的朴素是教会聚会所式的朴素，喝白话文的白开水，她们都会十分沉醉”，其所奉行的主义，只是“老处女主义”或“赤贫主义”；（四）现代散文：这一型的散文，是尤为“讲究弹性、密度，和质料的一种新散文”，而弹性，“是指这种散文对于各种文体各种语气能够兼容并包融和无间的高度适应能力”，密度，“是指这种散文在一定的篇幅中（或一定的字数内）满足读者对于美感要求的分量；分量愈重，当然密度愈大”，质料，“是指构成全篇散文的个别的字或词底品质。这种品质几乎在先天上就决定了一篇散文的趣味甚至境界的高低。”在这“四型”散文中，对于“学者的散文”，余光中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但无论从其现状还是前途，他的期望值并不高，因为太难实现；而“现代散文”，余氏明确说是“一种新散文”，因为目下能为之的和尚已出现的并不多，他是把它作为一种理想型态来寄予厚望的；余光中此文——这是其进行散文革新的纲领性文件之一，而且是侧重在“扫荡旧习”这一面——的重要深意之所在，是对“目前中国”所触目可见的“二三流”、“四五流”、“七八流”散文进行猛烈的轰击，试图通过对“花花公子的散文”和“浣衣妇的散文”加以清算和批判，并正面提出自己全新的散文主张，来呼吁重造一个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散文的世界以适应社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