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597(2000)02—0019—06 一 正像我们纵观当代中国诗歌发展时所看到的，当代诗歌的写作及“功能”曾一度建立在以社会历史和现实的政治判断为价值核心的层面上。自50年代初开始，当代诗歌通过强调对五四以来新诗中的左翼诗歌和解放区诗歌传统的汲取，建立起一种“从政治斗争来划分诗人和作品，以政治倾向来概括艺术发展”的批评视角和选择模式。由此，在当代诗歌创作中，也出现了有如史家所概括的“政治化倾向和伦理道德化对诗的规范”；“诗人专注于表现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现实，或者从政治的层面来表现普遍性的社会情感。相对地对于人类现实生活更广阔的领域和个人情感世界更丰富的体验，则往往被忽略或受排挤”[1]。 这种状况，80年代以来的文化和文学批评已作了批判性描述，除了看到它对于一个时期的诗歌（文学）的丰富性的损害之外，更需注意的是产生这种状况的观念和思维方式。这就需要我们将反思触及到这种诗歌观念借以谋求合法性的前提中。要是对自“朦胧诗”以来，悬浮在当代诗歌论争中的一些显在的话题稍加考察，我们就不难发现，原来针对“朦胧诗”发难的一些论断和质问，如说“朦胧诗”“看不懂”、是“表现自我”和西方现代派的舶来品等，与对90年代诗歌的指责，在立论的前提上何其相似。我们还会听到持续了近20年的对“诗歌危机”“症候”的同样相似的分析与惊呼。 80年代的文化语境，被描述为一个人性、人道主义复归，文学的审美机制恢复的时代，而90年代则被设想为一个多元共生的时代，众多的声音穿行其间，共享着90年代的文化话语资源。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文化转型，则被一种历史的“断裂说”所支配。它试图让人相信，80年代对于五四启蒙运动文化的承继，在80年代末发生了巨大的断裂，而新的话语秩序正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被重新塑造着。现代诗的命运，由80年代之初所扮演的文化先锋的角色，转变为90年代文化中的边缘位置。如果在这一简括的文化语境的描述下，确立我所论述的当代先锋诗歌的文化涵义，一个可行的思路只能是：曾经是时代和文化的积极的参与者和反映者的诗歌，随着文化的内部进程而失落了它的积极功能。显然，这种单向度的回返思路的出现，既因忽视现实和时代语境的复杂性所致，也产生于不顾诗歌写作已经积累的审美观念和艺术经验，而把创造的艺术当成一种潜在的实用工具的偏颇观念。实际上，当代先锋诗人在艺术中处理诗歌与时代或现实的关系方式，自八九十年代以来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正如布迪厄所认为的，学术研究不仅仅参与着现实生活和思想文化的实践或话语构建，同时它本身也贯穿了自我怀疑主义的、严格的历史反思精神。把实践和反思这二者密切地融为一体，也是当代诗人思考诗歌与时代（或现实）关系的一个精神起点。“深入当代”或在“历史转变”中“追寻现实”即指一种实践感。“所谓‘实践感’是先于认知的。它从现有状态中解读出场域所包孕的各种未来可能的状态”[2]。 诗人翟永明认为： 我相信，只要我在写，我的写作就与时代和历史有关。[3] 这就是90年代诗人在关注写作本身的过程中所确立的“实践感”。也如一些论者在阐释90年代的诗歌“写作”的观念时谈到的：“写作”不是对当代诗歌品质的界定，它是对一种关系的重新说明。在这个意义上，“诗歌”与“写作”这两个概念涵义的差异也得到了区分： “诗歌”是文化和历史的成品，它包含着对功能、形式等一系列关系的权威性肯定。而“写作”关注的是过程，它是在过程中对当代诗歌的理解和寻找。“写作”的过程有可能凝定当代诗歌的种种形象和各种可能，但“写作”是不可穷尽的。[4] 在诗歌与现实的关系发生了变动的语境中，始终保持反思精神的诗人同样意识到诗歌（或文学）独立性的限度。90年代先锋诗人的真实处境是：带着历史强加于个人之上的不可擦抹的创痛，迎着消费主义时代无边的诱感，诗人（也是这个时代的个人）所经历的内心生活（或内心经验）将是暖昧的、复杂的、甚至是分裂的。而诗歌本身所关注和所寻求的，是与物质的社会活动不同的精神领域，是人的内心世界，是穿过种种有限的、暂时性的因素的掩盖、束缚，去寻找人的灵魂的归属和位置，去用诗的语言，建构一个与现实的生存世界相对抗的诗的世界，一个使人的灵性得到发挥，人的心灵自由得到确立，使生存个体从暂时性的生存体制中得到解脱的世界。 诗人要建立起一个内心世界，一个诗的世界，他（她）既要保持个人立场的独立，又要通过自己的经验把握住现实和历史一闪而过的灵光。诗歌世界中的个人性和历史感必须统一在一首首具体的诗歌文本中。因此，注重过程的“写作”成为诗人倾心的目标。写作的理想是诗人的诚意的体现。诺思洛普·弗莱曾经提出过如何在“关怀”与“自由”之间获得一种张力关系的问题。这一点也可以运用于考察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作为一位历史批评家，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研究者，弗莱认为他应该继承人文主义传统，“自由”的性质主要产生于它独立研究“过去”的能力，但作为一个当代人，批评家又同时研究着自己的“关怀”，观察它与“过去”的关系（注：语出诺思洛普·弗莱《批评之路》，在该书中，弗莱追溯和讨论了“关怀神话”与“自由神话”的渊源与它的实践意义。）。一位优秀的诗人内心同时就拥有一个批评家，帮助他（她）在创作中不断地调整联想、意识的方向和表达的分寸。 从先锋诗歌与当下的文化语境的关联看，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当代诗歌在90年代文化中倍受冷落之时，实际上，它也在遭遇着来自它内部的结构性的质疑。这一自我质疑的窘境，在最基本的意义上吻合了先锋诗歌中的“先锋”一词，或关于先锋诗人的精神处境的涵义。但如果把作为研究对象的诗歌与作为语境的八九十年代文化之间的关系，理解为文化的“语境”决定着“先锋诗歌”的发展，或“语境”仅仅是先锋诗歌发展的背景，那也可能不够准确。其原因在于，先锋诗歌作为一种参与着文化建构的元素，它本身就是文化的晴雨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