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 —2920（2000）01—0032—04 本世纪初，“五四”革命的惊雷把中国女性从千年的沉睡中唤醒。巨变的时代中，一批才华横溢的女作家走上文坛，在反对封建压迫、呼唤个性解放这一“五四”文学共同主题下，以风格各异、色彩纷呈的创作，汇聚成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第一次高潮。此后近百年，女性文学在变动的历史中曲折发展。但是由于政治、社会及文学的种种原因，女性文学的研究工作明显落后于创作，迟迟未能建立起独立的学科。80年代中期，伴随着女性文学第二次创作高潮的到来，女性文学研究也发生了质的飞跃，科学、系统的研究逐步展开，学科意义上的女性文学研究获得了广泛的关注。 新时期以来，政治环境的变化，同时为文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台湾文学。对彼岸文坛逐步深入的了解让我们欣喜地发现，海峡另一端，也有一个蓬勃发展的女性创作群体。台湾女性文学发轫于50年代，以反映封建社会中女性的悲剧和对家乡故土的怀恋为主题，承继的是“五四”女性文学的血脉；之后经历60年代的西化风潮，在求新求变中摸索发展；70年代的女权运动唤醒了作家的女性意识，终于在80年代的台湾文坛形成了“新女性文学”的浪潮。尽管两岸女性文学生长于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之中，但孕育于同一中华文化母体的事实，使她们在隔绝三十年后的再见中并不感到隔膜；对女性的平等与独立的追求更把她们凝聚在同一面旗帜下。台湾女性文学作为中国女性文学的一个支流，以新鲜而亲切的面目吸引着大陆研究者的关注。台湾女性文学的研究，也成为建构中国女性文学学科的重要部分。 新时期以来，大陆台湾女性文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隐到显的过程。如果把1979年第3 期《上海文学》发表的张葆莘的《聂华苓二三事》（注：《台声》，1996.（3）.）看作发韧之作， 大陆的台湾女性文学研究已经走过二十年，依赖一批研究者的摸索实践，从初步的介绍赏析到严谨的学术研究，从单个作家作品到对女性创作整体状况的把握，再到对台湾女性文学特质与价值的深层探索，逐步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的研究局面。本文尝试对新时期以来大陆台湾女性文学研究状况作一综合考察。 按照研究的发展状况，可以分为两个阶段：70年代末到80年代，为台湾女性文学研究的拓荒期；90年代，为发展期。下面分别就两个阶段的研究状况加以综述评析。 一 1979年，大陆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呼吁两岸“三通”。对峙三十年的海峡两岸局面有所松动，一些报刊杂志开始陆续介绍台湾作家、作品。台湾文学研究也随之启动。确切地说，1985年之前，大陆对台湾女性文学的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主要限于对个别作家作品的评述。在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部分女作家的创作较受重视，即“借欧美现代派之琴，唱中国流浪者之歌”的海外女作家（主要有聂华苓、於梨华、陈若曦、李黎等）和通俗言情小说作家（80年代初，三毛、琼瑶先后风靡大陆，掀起“热潮”）。此外零星进入研究者视野的有林海音、琦君、张秀亚、苏雪林等，多为台湾女性文学的第一代作家，其作品承五四新文学传统，或反映封建社会中女性的艰难处境，或表达对大陆家乡风物人情的怀念，因而易于得到大陆文坛的认同。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在大陆拍成电影，一时家喻户晓。但是在1985年之前，研究者并没有意识到作为群体的台湾女性文学的存在。 台湾女性文学研究真正的拓荒始自80年代中期。1984年“一国两制”方案提出，两岸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沪、闽、粤等省市大学和社科院组建了专门研究台湾文学的机构。除较早的《海峡》之外，国内先后创办了一些刊登台港及海外文学的大型期刊。（主要有《港台文学选刊》、《四海》、《华文文学》、《海外文学》等）1987年，台湾当局在世界潮流和两岸形势推动下，宣布对大陆“有限开放”。1988年，两岸学者的互访得到有条件的许可。资料获得途径的扩展和渐渐正常的学术交流活动，使大陆对同时期的台湾文坛的面貌有了整体了解。而80年代，正是“新女性文学”在台湾掀起热潮之时，要研究当代的台湾文学，就不能对女性文学视而不见。 80年代的大陆文坛内部，也同时面临着大的变动。一是新时期以来女性创作的繁荣和思想的解放，带动了女性文学研究的发展。到80年代中期，开始了女性文学学科建设的工作。二是文学批评本身的革命带来了批评观念的转变和批评方法的更新。在开放的社会背景下，西方的哲学、文学思潮大量涌入，批评界也在寻求文艺理论的突变。这种努力以1985年掀起的“方法热”达到高潮，开始形成“新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符号系统和新的思维方式”[1]。80年代后期， 西方女性文学批评理论也开始进入中国大陆。台湾女性文学，尤其是60年代以后的文学，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很大；“新女性文学”更是直接在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推涌下兴起，所以，用西方理论研究台湾女性文学是符合现实要求的。但是，因为台湾女性文学的研究此时刚刚起步，研究者大多致力于创作情况的介绍和发展脉络的梳理，“新方法”并没有得到广泛、有效的运用。古继堂的《八十年代台湾青年女作家群》可说是大陆对台湾女性文学作整体研究的发端之作。此后同类文章继之而来，到80年代末，基本勾勒出台湾女性文学的大致轮廓并初步展开了对新女性文学及代表作家的专题研究。这些文章大都用传统社会学的批评方法，不少文章还停留于“介绍加评介”的简单模式，可以看到，批评的“文体革命”带给台湾女性文学研究的影响更多的是观念上的，而不是方法上的。也就是说，研究者开始摆脱意识形态分歧对研究的干扰，不再仅以思想内容来选择、评价台湾女性文学的创作，因而早期现代派的作品和张扬女性主义的作品在1985年之后被介绍进来，但在研究方法上则显得相对滞后。值得一提的是，80年代末席慕蓉继三毛、琼瑶后再次掀起热潮。一些评论者为寻求对前期热潮作家研究的突破，开始尝试“文体革命”的新方法和新理论（如运用“私小说”理论、跨时空比较、文化研究等），为90年代台湾女性文学研究打破传统模式作了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