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转换：台湾女性主义文学对经济自主的追求

      早在一个世纪以前，英国的女性主义作家伍尔芙就以女人应该怎样生活，怎样认识社会为题写下了名作《一间自己的屋子》——经济独立可以使女人不再依赖任何人，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女人就可以平静而客观的思考。中国文学大师鲁迅也把子君的悲剧归结为经济不能自立。可见，前人早已意识到假如女性不能在经济上独立自主，她们的解放，她们的人格独立就无从谈起。台湾女作家从一开始就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她们笔下的许多女性才会在悲剧的漩涡中越陷越深，无力自拔。然而，早期的台湾女性文学，只有控诉，只有吁求，却没有给陷于困境中的人们提供走出悲剧的前景，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局限、作家自身的局限使然。

      80年代勃兴的新女性主义文学，不同于以往任何一种女性文学。它的创作者，是一批全方位介入生活的知识女性。她们走进男人的世袭领地——工商界、法律界、新闻界、知识界等等，沐浴着新时代的风雨，可并没有割断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她们作品的境界涵盖了较为深广的世态，有意识地为读者展示了女性解放的理想人生。

      一 怨妇成长为新女性

      透过笼罩在婚姻家庭之上的爱情迷雾，目光敏锐的女作家看到了“白雪公主”们可悲的生存现实。她们从父亲的家嫁到丈夫的家，始终托庇于家庭，笼罩在男性主体的话语之下，依靠男人的收入生活。没有经济自主权，人格就不可能真正独立，莫说女性自我难以实现，一旦遭遇变故，生存条件都不具备。如萧飒的《唯良的爱》中的唯良，婚变后也曾尝试别寻他路，可是，婚后十多年的家居生活，使她完全没有能力独立谋生，这才毒药、煤气双管齐下，与丈夫儿女同归于尽。不过，毕竟是20世纪末叶了，女作家们的生活视野比前人开阔得多。她们不愿意继续吟唱怨妇的悲歌，而是把激情的笔墨给予那些从生命谷底挣扎站起，在人生挫败中自我拯救、自我成长的现代女性。

      荻宜《米粉嫂》中的云凤，婚后靠丈夫的薪水过活，没几年丈夫在外面另筑香巢，便不再养家。她离婚时“没有拿他一个钱”，而是卖掉了陪嫁的一点首饰，盘下了一个米粉摊子，独自负起一家三口的生计，包括一双儿女的教育费。廖辉英《爱与寂寞散步》中的李海萍，以往全部的生活内容就是丈夫、孩子和家，直到婚姻之舟沉没之后，才不得已走出家庭这个象牙之塔。她从摆地摊卖服装干起，还当过“亦然”饮食店服务员、“人杰VIP俱乐部”职员，最后成为T报妇女版主编。

      最有代表性的萧飒的《走过从前》。这部小说从女性主义的观点来探讨失婚的问题，题材紧扣时代的脉动，展示了怨妇成长为新女性的过程。小说中何家母女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掉进不幸的婚姻陷井。当年，何父抛弃妻女回返大陆，一去不归，留给两个女儿的只是回忆中一个伟岸的身影。何母由美变丑，由老而衰，终日在贫穷、焦虑、委屈中过活，心态变异。女儿立平、立安“脱离娘家的枷锁之后，又套上了另一副更沉重和不公义的婚姻的轭”（注：宋美《妇运的故事，创作的挑战——评萧飒的〈走过从前〉》，载陈幸蕙编《七十七年文学批评选》，台湾尔雅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年3月出版。 ）。女主人公何立平嫁给身材矮胖、“公子哥儿自私脾气”的魏学勤后，全心全意建构温馨的小家庭。不料，魏学勤的外遇使家庭之舟倾覆，立平在痛苦中重新走上社会，自求生计。在奋斗的过程中，她遇到年轻时倾慕的男友陈凯文，在其追求之下，有了一夜缠绵，从而醒悟到：“人本能的追求爱情和快乐的欲望，原来强烈到了这样难以想像的地步。”陈凯文有妻有子，是个“不能克制的男人”，她从他身上看到自己丈夫的影子，因此不再痛恨丈夫，真心地原谅了他。她主动地与魏学勤离了婚，并对他说：“我认为对于我，这次婚变全值得，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也就没有今天的我……如果我还是从前的魏太太，那么也永远只是男人的附属品，看不见外面的世界，没有开阔的心胸……”她对自己和陈凯文的关系也做了检讨，认识到不愉快的婚姻应该结束，可是绝对不能欺骗，外遇便是欺骗的一种，尽管她爱陈凯文，仍然强忍痛苦拒绝了他的再次求欢，投身于自己的事业。显然，她“从人性的和现实社会的双重角度探究外遇现象产生和增多的原因并给予充分的理解，以女性自强自立和自身价格的提升作为最好的因应之道和出路，从而达到了新女性主义的思想高度”（注：朱双一《近二十年台湾文学流脉——〈战后新世代〉文学论》，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 萧飒另一小说《给前夫的一封信》中的女主角“我”，遭婚变后有了非常理性的省悟，认识到从前的自己，一心一意只想做个贤慧的妻子，甘愿过没有自己的日子，是多么糊涂。现在她“决心要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要“打开自己的心扉，接纳外面的世界，付出关爱，欣赏各式各样的美与善，不让自己仍然只是个自私、怨怨的小女人”。这些女子都能够在困境中自己换过气，站起来，坦然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真正的幸福。作者藉由这些女性形象，赞美那些“离婚后自立、自足、自爱、自重，不再以小爱斤斤为计，而转化成大爱、关心社会的真正现代女性”（注：萧飒《给前夫的一封信·前序》。）。

      由于社会正处于新旧交替时期，陈旧的思想文化仍根深蒂固，所以，现代女性在婚姻家庭中所遭受的困扰，并不仅仅来自于男人的负心、特权，还来自于在中国传统家庭结构转型和蜕变之中，新旧观念的极大冲突。廖辉英的长篇小说《盲点》，现代女性丁素素就是在婚后陷入封建家长制下的旧家庭桎梏。丈夫在一个“孝”字面前软弱不堪，屈服于母亲的压力，将爱妻一步步推向痛苦的泥淖。丁素素以传统妇德委屈求全而不得，终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离开了夫家。离婚后，她在父亲的辅助下积极创业自主，创办了“丽姿”健身中心，大获成功，她的健身教学还通过电视走进了千家万户。曾有一度，她差点儿陷入电视导播彦长波布下的情网。当她发现他是一个不诚实的无赖，还是一个有妇之夫，遂决然与之断绝一切关系，并真诚地向其夫人道歉。丁素素以一个艰难地冲破重重困境，独立自强、人格尊严的新女性形象，负载着作者的女性主义美学理想和现代伦理道德观念，表明现代女性只有挣脱传统因袭的樊篱，在事业上有所建树，才能为自身争取到立足点：“无论男女，有目标有计划地经营自己，都是掌握自己命运的关键。女性一样要期许自己做个顶天立地的人，绝不要想到自己的性别而对目标做打折或让步。”（注：廖辉英《做第一等女人，不做第二等男人》。）

      女性自身对性别角色的自觉认同，习惯于传统习俗的束缚，难越雷池一步，也是造成她们人生不幸的重要因素。《这三个女人》中的汪云，天生丽质，也不缺才华，可大学毕业后，立刻回归家庭，结婚生女，沉湎于物质生活。谁知曾与她痴恋七年，冲破双方家庭阻力才得以结合的丈夫，竟然移情别恋，继而车祸丧生。灾难打破了她的依附性的生存环境，她才从中超越出来，走向人格独立和事业独立的人生。在奋斗中她发现丈夫的外遇祸根在她自己：“家妇型”的生活，使她泯灭了自我，消磨了意志，目光短浅，心智闭塞，在夫妻间制造了距离，并且越拉越大，两人早已没有共同语言。她觉悟到：“婚姻未必就是屏障夫妻的城垛，甚至已看出属于家庭象牙塔的女人的可憎面目来。”

      综上所述，新女性主义文学把这些婚姻之舟倾覆的女子从“怨妇”的角色中解放出来，给她们新的人生位置，让她们追求经济上的自主，人格上的独立，不再把恋爱婚姻当成是女人生活的全部，就使得这些曾经滞留在家庭、只属于男人的女人既属于她们自己也属于社会，成长为新时代的新女性。从本质上说，这是“失落的人”向人类社会回返。

      二 理想女性——女强人

      社会的变迁，给台湾女性的经济地位和精神面貌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也带来了新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念。她们开始阐扬“新女性主义”的精义，主张妇女先做“人”，做一个“强者”，然后再做“女人”，这对台湾女性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80年代以来，众多女作家都在其作品中致力塑造女强人形象。女强人形象已从传统的女性角色中走出，介入生活的各个层面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她们大展风华，在经济上与社会地位上都有一种前驱性的意义。恋爱婚姻不再是她们生活的全部，她们人生的第一要义也不再是获得爱情，而是自立、人格、自我尊严。女作家不仅仅描写她们与异性的情感冲突，而是试图寻求表现她们在社会中与男子取得和谐合作的新的平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