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0057—5876（2000）04—0093—09 海峡两岸的女性诗歌创作，既在不同的社会风雨和文学环境中孕育了各自鲜明的形象，也在同一民族身份与性别身份的文化书写中流贯着中国人的精神血脉和女性的生命波动；这无疑为两岸女性诗歌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一种实现的可能。 自1949年以降，本是同根同源的女性诗歌沿两岸的创作路线再出发，在不平衡的发展态势中又产生了诸多惊人相似的诗歌现象。五六十年代的两岸诗坛，首先以台湾女性诗歌的先行飞翔与大陆女性诗歌的滞后滑落形成了强烈反差。就台湾而言，由于“五四”新文学传统在特殊政治背景下发生了断裂，西化之风愈演愈烈，加之台湾社会逐步转型中世态人心的复杂化，使台湾诗坛自觉或不自觉地接续了中国三四十年代那一脉现代主义思潮。台湾女诗人在这种特殊文化空间中的成长，是以坚持女性诗歌创作路线和接受西方现代文学影响的双重姿态登上文坛。蓉子、林泠、罗英、琼虹、胡品清、李政乃、彭捷、张秀亚、晶晶等人的作品，首先传达出与当时主流诗体并行的女性声音。而在大陆，五六十年代的诗歌对延安解放区文艺传统的延续和扩展，则使它更多地以“民族大众”的集体话语形式指向社会现实，服从时代需要，个性化诗歌追求的不合时宜与男女平权口号下对性别意识的淡漠，造成这一时期女性诗歌创作的寂寞状态。70年代，受台湾乡土文学回归运动的影响，乡土依恋与家国之情更多地构筑了女性诗歌的新天地，陈秀喜、张香华、叶翠苹、洪素丽、宋后颖等人在诗歌回归期颇具代表性。时至70年代末，在新时期历史转折背景下涌动的大陆新诗潮，带来了女性诗歌运动的最初崛起，舒婷、李小雨、王小妮、傅天琳、林子、梅绍静等人的创作，使充满人道主义精神和一代青年心灵审视的女性声音响彻文坛。80年代以来，海峡两岸文化环境的开放与女性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特别是西方女权主义思想的影响，使两岸女性诗歌在保持了多元化创作流向的同时，又在女性主义诗歌创作的制高点上达到了殊途同归。不仅如此，从台湾的冯青、夏宇、钟玲、苏白宇、朱陵、利玉芳、席慕蓉、沈花末、万志为、方娥真、曾淑美、陈斐雯、罗任玲、斯人、涂静怡、庄云惠等诗人，到大陆的翟永明、伊蕾、唐亚平、陆忆敏、海男、张烨、张真、林雪、马丽华、阎月君、小君、赵琼、林祁、陆萍、萨玛、萨仁图娅、李琦、申爱萍等作家，女性诗歌队伍的群体崛起也成为两岸诗坛的共同特点。事实上，透过海峡两岸女性诗歌创作格局的审视，我们常常会有一份彼此诗歌价值互为发现的欣喜，它使我们在进行诗歌的比较研究之际，更多地拥有一片互为参照的蓝天绿野。 夏娃的觉醒：女性主义精神的激扬 对于海峡两岸的女性诗歌创作而言，无论这种诗坛的“半边风景”有着怎样的多向探索和复杂面貌，都无法回避一个首先的生存境遇命题，即20世纪中国女性所必须面对的历史遭遇和文化语境。一方面是男权中心话语笼罩下的女性历史生存真相与现实处境的严峻，另一方面，则是“五四”精神启蒙下的中国女性踏上寻求自身解放道路的艰难。尽管随着历史的进步，海峡两岸从社会规范与道德准则上都赋予了女性应有的权利，但女性的人格独立、性别觉醒，以及如何冲破性别歧视，真正达到男女平等和谐的诸多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这就是中国女性特别是女性文学的书写者必须遭遇的一种历史情境。 出于对女性历史处境与人生经验的感同身受，海峡两岸的女性诗歌在摆脱政治观念形态的强行制约，传达深刻的社会人文关怀的时候，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女性自身。在“认识你自己”和“女人作为人”的命题下，女性解放、女性的人格尊严与价值体现、女性的性别觉醒与形象塑造、女性历史生存真相的廓清与现实人生境遇的发现等一系列女性思考，多层面地进入了两岸女诗人的创作视野。 几乎与台湾现代诗同时起步的蓉子、林泠等女诗人，早在五六十年代的诗坛，就开始或多或少地呈现对女性社会角色的自觉。她们虽然也受到西化的主流诗风的影响，但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和知识女性的先觉，使其往往透过含蓄、典雅的东方审美方式来传达女性的现代意识。在早慧诗人林泠笔下，我们不仅惊异于50年代的作家对女性自身价值充分肯定的先觉，一如那首著名的《阡陌》：“你是纵的，我是横的／你我平分了天体的四个方位”；更赞叹那充满独立精神与自由性格的《不系之舟》：“没有什么使我停留／——除了目的／纵然岸旁有玫瑰，有绿荫，有宁静的港湾／我是不系之舟。”而这种“意志是我，不系之舟是我”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正是“五四”时期冲决一切封建罗网的时代女儿形象的延续与深化。 在“祖母辈明星诗人”蓉子那里，四十年来创作不衰的诗路历程，使这只“永远的青鸟”在女性人格理想的天空中展翅飞翔。覃子豪认为蓉子1953年出版的诗集《青鸟集》里“最成熟的、最完美的诗，都是表现作者自己的人格、希望和理想”。这种表现虽然保持了一份超凡脱俗的自我认同与自尊，并带有女性静美与冷凝的矜持，但她无疑是那个时代抗拒男权统治的最初声音。在《维纳丽莎组曲》中，蓉子或许为当时文坛异国情调的流风所及，以一个意大利名字“维纳丽莎”来为抒情主人公命名，但她所塑造的则是处于台湾工商社会中独立自主、不依赖男性的现代女性形象。面对物欲嚣张、人性沉落的工商社会的生活冲荡，有感于理想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痛苦扭结，诗人寻求着一种精神超越。请看这组诗的第一首《维纳丽莎》：“维纳丽莎／你不是一株喧哗的树／不需用彩带装饰自己，／／你静静地走着／让浮动的眼神将你遗落／因你不需在炫耀和烘托里完成／——你完成自己于无边的寂静之中。”蓉子描写维纳丽莎的成长、坚强、自重，能坚守孤寂抗拒喧嚣浮躁的外部世界，并赞美她“自给自足 自我训练 自我塑造”的独立性格，实际上也是借诗人自我世界的描绘和自我灵魂的画像，传达出20世纪中叶中国女性的独立人格意向，尽管矜持、端淑的特点使她具有一种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女性色彩。在另外一些诗篇里，蓉子对女性意识则有着愈来愈鲜明的体认：“我是一棵独立的树——不是藤萝。”（《树》）“不甘于做奴隶／也不拟作女神／／附庸／太侮蔑／至专／太寂寞／／啊！我们的愿望／不过是做你们兄弟似的姐妹。”（《平凡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