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告别或自救的写作 我把1985年作为本文谈论王小妮的一个意义出发点。因为1985年对于王小妮迄今为止全部写作而言，具有一种个体存在被敞开的时间性。它是我们进入王小妮作品序列的通道。在某种意义上，王小妮是我们当代女性写作从业者中，少数已经建立起不受线性历史限控时间感的成熟的女作家之一，而1985年，却是从个人生命的切口，进入到王小妮写作的生命时间的。“一场从天而降的恶毒之液”（注：徐敬亚：《一个人怎样飞起来》，见《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第8页，第9页，第1页。 ）改变了诗人的生活和创作。从1985年始，王小妮以她连续性地写作，建构起一种诗性时间，即不依附于时代界定却呈现并构造时代语境中开放性时间经验、见证我们存在的复杂本相和个人状态的生命时间。在这样的时间状态中，时代《派谁去受难》？《我们是害虫》，我们也同时是《目击疼痛》者们，《谁负责给我们好心情》（注：王小妮散文随笔系列《目击疼痛》《谁负责给我们好心情》《我们是害虫》《派什么人去受难》，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1998年9月第1版。）？我们每一个体都是自己时代与人生的承担者，而写作，不过是承担的见证，如长诗《看望朋友》结尾以“诗证诗学”（注：见欧阳江河《站在虚构的这一边》， 载《读书》1999年5期。）所说：“幸亏／什么都遭遇了我。／一切，都被我／亲眼看见。” 这样的写作立场在今天正被一些关心真实、关心内心的作家和理论家们所实践和倡导，王小妮的语言，却总是和她的行动一样，有力而不夸张，她在她的诗集《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的扉页上写道：“几千年，人活着，从来没有轻松过。而一个诗人的内心就更加不平坦。这不平，才支撑和诱使着一个人能不停地写下去”（注：《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中国女性诗歌文库、王小妮集，徐敬亚选编，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十多年来孤独然而充实的写作，在个人的意义上， 王小妮早已用了一个十分美丽的比喻“手执一枝黄花”（注：《手执一枝黄花》，王小妮著，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7月第1版。），来形容写作给予的深刻救赎和生命启示；而时间也给了公正的阅读以越来越多机会。然而，在1985年，王小妮却几乎是在“恶”的逼迫之下，不得不走入自救之路的。我想，这正是自救性质的写作所特别苛求于写作者的地方，如果没有生存的危机、内心的危机，这样的写作决不能自动实现、也决不能从教条那里得来！如果没有一颗不肯沉沦的灵魂，这样的写作同样无法坚持到底。像普鲁斯特、卡夫卡，像萧红，他们所遭遇的生命、灵魂危机和他们不愿沉沦的精神，才是他们那些感人至深的自救性写作不朽之所在。在1985年，王小妮作为朦胧诗人重要的一员，在朦胧诗歌业已取得了公共话语空间合法地位、并成为诗歌领域话语权威之际（注：参见孙绍振《历史的宣判纪念朦胧诗二十年》，载《中国新诗年鉴1998》，花城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完全有可能用放松的写作心态，加入公共欢迎的时代歌唱之中，轻易地获得更大成功。但是，对于“恶”的不能回避，却使王小妮停住了“感受阳光”（注：《我感到了阳光》系《印象诗》二首之一，另一首为《风在响》， 是王小妮的成名作，写于1980年4 月长春。），也停住了对《碾子沟里蹲着一个石匠》（1980、 5），那“带有救世倾向的对麻木农业文明的怜惜”（注：徐敬亚：《一个人怎样飞起来》，见《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第8页，第9页，第1页。 ）。面对生存的真相，这个忠实于生活体验和内心感受的诗人，走上一条与当时语境格格不入的小径，这是一条在“恶”的逼迫下，用生命“退却”、认思，所辟开的灵魂小径。“恶”，让她意识到自我生命的匮乏，而这种匮乏并不是外部承诺能够充实的，只有自己来补足，这是一条自我的不归路。春天，王小妮写出了组诗《告别》：“鸟已在自己的拯救中完整／这完整水火不入”。她选择了自救、自我完整的写作，这样的写作立场是生存意义上的，它既是生活的给予，更是对于个人的生活、生命深切切肤认思的结果。也可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她的《告别》诗，和她告别北方迁居深圳的生活选择，可以互为阐述。在1985年，离开北方语境就是一种脱离话语中心的做法，反之，维护内心空间，到达一个边缘地带，必须具备足够自救的力量。海德格尔曾指出过，“而‘存在’表现为‘曾经以思的至高努力从现象那里争得的东西’，早已变得微不足道了”（注：《海德格尔选集》（上）《存在与时间·导论》第2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王小妮用“告别”时代歌唱的选择，挽回了她个人的存在之思，这使她在1985年，很可能要比后来出现的“个人化写作”早上数年，就确认了个人的写作《方位》。她在深圳终于不必掩饰自己作为诗人的真实处境：“与街上的诗人比／我已完全等同于路人。”同时更清醒地认识到了做一个诗人与人类精神境遇的深度关联：“一个字也写不出，／我沮丧如同败鼠。／我终于彻底地明白，／我在命中被选定做一个诗人。”（《诗人》1985、 4）其实，正如徐敬亚所说，王小妮个人的创作“与人间更多的不平相比，它其实算不得太重的创伤。”但也如徐敬亚所指出的：“但它却触到了最真诚、最敏感的人类痛点之上。正是由于她把万物看得过于善良和美好，她六月的心中，才骤然飘下了漫天大雪！”（注：徐敬亚：《一个人怎样飞起来》，见《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第8页，第9页，第1 页。）人对存在的危险感，往往只要通过一、二件意想之外事件打击，就可以建立，然则危险感并不就是存在的自觉意识，它离自觉意识的存在感的距离，是无限的思的距离。1985年，王小妮因为外部的打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思的启动，这次启动使王小妮不仅追问外部之恶的由来，更深在地追问内部力量的所在，在不得不遭遇恶、承担恶的逼迫过程，对于那个“痛点”、即生命本身的承受度、善的抵抗力的体验，有更为独特的认思。一个人的抗恶能力并不是那么大的，尽管人人都有可能遭遇恶。在哲学的意义上，生命的在世处境就是恶的，因此，人人都有需要自己救自己的时刻。人性中的脆弱、坚强，人对爱、温情、家园的渴望，人的恐惧、忧伤，这些诗歌和文学艺术应该揭示的种种，被王小妮深刻地意识到并呈现于自己的写作之中。正是外部追问和内部认思的双重注入，改变了那个只发外部忧患疑问的王小妮，从而改变了王小妮诗歌质的构成。如果不算夸大的说法，当代诗歌在王小妮的1985年，拥有了一次真正抵达个人内心真实的体验，在一片抖动的内心空间，王小妮还并没有更精致的语言，她的“怀了许多不可复述的念头／是用手／脑也不用／嘴也不用／腿也不用”（《用手》1985、4）， 来匆匆记录而确保不一闪而过的。比如她写一个人对于家的渴望：“哪怕有一分钟／你和我／也要结成一个家庭”（《家》），她写一个人的恐惧：“街声在窗前潜伏／世人正朝我恫笑”（《完整》），她写一个人的怀疑：“快交出／你夹在手指缝里的恶念”（《恶念如洞》），她写一个人的无助：“注定／有许多事情／令我终生苍茫”（《深巷》）。这些也许真的是不可复述的念头，是一个人在内心发抖时刻的呻吟、叹息，但是，如果不是它们触及内心的真诚，感动的源泉又从何而来？王小妮用她自己的手写她自己的口语，写出的是文学最平凡最本义的事实。虽然在1985年，各种西方的主义、流派正和中心语境的乌托邦交换着白手套，文学最平凡、本义的东西，还要在巨大文化冲突的怪圈中一再被轻蔑，而汉语语言，还要在苍白空洞的传声状态中煎熬，但是，王小妮毕竟开始了，开始了她自己的内心时间，这时间因为一个人内心生命的生长而有着别一种节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