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众语喧嚣的时代的20世纪90年代即将从我们的眼前滑落，女性写作是其中一道鲜亮的景观，它的蔚为壮观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女性写作在这个众语喧嚣的时代的声音是什么？每一个弱势群体或相对处于边缘位置的群体所耿耿于心的目的都是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女性写作也不例外，它所处的弱势的边缘状态，固然成就了其独特的别具一格的写作姿态，因为“妇女写作会这样活跃和兴旺，是和她们所处的边缘位置有关系的”（注：王安忆：《心灵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55页。），但也正是因为如此， 女性写作又总是呈现出一种二元的背离状态；一方面是对于一切不公正与不平等的反抗与决绝，另一方面是挥洒不去的无奈与虚弱。我们对于90年代女性写作的意义作过各种各样的评估，例如它开辟了文学想象与表现的空间，解构、颠覆着男权社会的铁壁，甚至风起云涌地重构女性史，表现出气势宏大的抗争的姿态。然而这种抗争还远未达到其原初的目的——解放女性的心灵与身体。不要说女性还受到男权社会种种话语的掣肘，就连女性自身绵延数千年的心理积淀中的传统因素，又何尝是想去便去的呢？如果我们承认任何文学的精神指向都应是人文主义的，那么在女性写作中不仅凸现“女”的价值，而且凸现“人”的价值就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90年代女性写作的飞翔姿态尽管壮美，却不尽自由，它仍然负载着沉甸甸的历史与现实。我们在细读这些文本时，可以处处感觉到飞翔中的逃离与无奈，这是由历史与现实双重语境限定的。 纵观90年代女性写作的总体状况，我以为大致有两种走向：一是沉浸于女性细密的情感世界与身体世界，以诗性的沉思来张扬女性意识，力图建立一个自足的爱与美的女性世界。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陈染、林白、海男等人，她们的文本被称为“私语创作”，亦即所谓“身体书写”。无论是90年代前期的《私人生活》（陈染）、《一个人的战争》（林白）、《我的情人们》（海男），还是近期的《女人传》（海男），其中所呈现出的都是一种女性的自恋状态。林白曾坦然宣告“写作亦是一种飞翔。它将人从日常生活中分离出来，进入另一个空间”，“使我们得以提升”（注：林白：《子弹穿过苹果·跋》，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她们的女性写作并不介入当下的日常生活中的实景，而是用近似于谵妄的自言自语建构文本中的女性精神世界，呈现出一种决绝与背离的精神状态。林白用一系列女性自我书写的故事，展示了女性身心的分裂过程。她的《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巴掌自己拍自己，一面墙自己挡着自己，一朵花自己毁灭自己……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注：林白：《一个人的战争·题记》，《花城》1994年2期。 ）。她通过一个具有强烈自恋倾向的女孩多米如何在男权社会的铁壁前妥协，终于陷入身心分裂的精神状态的故事，来控诉男权意识对女性心理、性格及价值的摧毁。陈染笔下的黛二、倪拗拗则疏离男权体制下的道德标准与美学趣味，专注于女性自我的心灵世界与欲望世界。她的许多文本，如《私人生活》、《无处告别》、《嘴唇里的阳光》实际上都是一种知识女性的诗性独白。由诗歌创作转向小说创作的海男，更是处处脱离不了诗歌的气息，她的小说文本极端疏离故事性，可以拆解为一段段的诗歌来阅读。其新作《女人传》几乎是女性成长的一部诗歌史。在这种热情幽闭的诗性吟唱中，她们以疏离现实图景、沉溺于自我世界的方式表达了对男性主流社会的背离和颠覆。 另一类文本则恰巧相反，它们擅长在日常生活场景中体察男权社会的强悍与冷酷，于最不引人注目的角落拆解男女平等的神话。在这类文本中，最醒目的是徐坤的创作。她的《厨房》、《狗日的足球》、《相聚梁山泊》等文本对现代女性独立自主的虚妄地位给予沉重而冷酷的粉碎，让男性主流社会铁青的面目暴露无遗。《狗日的足球》中的女主人公柳莺是个平常女人，她不像黛二、多米一样具有强烈的自恋与灵魂分裂的现象，她只是很家常地生活着，并未意识到自己还需要有什么性别立场，她之所以爱好足球也是出于男友的影响而非自我的独立选择。就是这样的一个女性，在一次足球赛中为千万人铺天盖地地使用污损女性性别的语言所震惊。她的潜藏的女性自尊使她无法认同这种千百年来已为男性女性共同默认的话语。徐坤在文本的后半部以宣泄的语调倾泻女性身为第二性而不得不失语的愤激：“这个世界根本没有供她使用的语言，所有的语言都是他们发明来攻击和侮辱第二性的，所有的语言都被他们垄断了。”柳莺在屈辱中想反击，却发现根本就“没有自己的声音”，于是她只能悲愤地吹响手中的小喇叭，“她感到自己的反抗力量正在一点点被耗尽，被广大的、虚无的男权铁壁消耗怠尽。在尖厉的号声中她听到自己的嗓音断裂了，皮肤断裂了，裙子断裂了，性别断裂了，一颗优柔善感的心，也最后断裂了。”徐坤的优势在于她不仅注目于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和性别自尊的反抗，而且注目于这种反抗的脆弱与虚幻。她的新作《相聚梁山泊》就是后一种注目的典型文本，此文本通篇讲述的是女性的友谊，从开端来看是遵从了女性联盟的叙述模式。女主人公柳芭与叙述人阿妙是好友，某日柳芭请了一桌各等身份的女友，在酒桌上尽情欢聚、觥筹交错。她们自称“弟兄们”，称柳芭为“大哥”，仿佛只有用男性的语言形态才能表明她们之间的深厚友谊，似乎都安于做一群“变性的鱼”，“勘破男人红尘，惊回首，到同性族群中来释放体能，寻找生命原点”。叙述人阿妙在这个短篇文本中既是一个旁观者，又是一个质疑者，她时时刻刻提醒读者，在欢快的女性同盟的面目下，柳芭们都在经历着性别分裂的痛苦，她们是“变性的鱼，鱼给困在夹缝里，既上不了岸，又回不了头，那一份张惶与无奈”无以言表，因而结尾的骤然急转便也在意料之中了。当柳芭的男友“大情人”走进包间时，满桌的女权人士立刻柔软如初，每个人都注目着他的一举一动，争相讨其欢心，并且开始各自暗暗地较量，刚才还“壮士断腕的姐妹豪情……顷刻之间就烟消云散，片甲不留，体无完肤”，这是对女性意识蓬勃日上的假象的一个辛辣的嘲讽，它击碎了妄图以单性别意识来结构人生的努力，也击碎了女性以孤绝来换取独立的企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