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报》去年第137 期发表的孙春旻先生《纪实小说：作为文体的合理性和可能性》（下称《实》）一文是对该报第123 期发表的拙文《小说·虚构·纪实文学》（下称《小》）的反驳；此前，孙先生还曾发表《纪实小说：争议中的生存》（《小说评论》1999 年第3期，下称《纪》）。读过两文及孙先生倚重的同类论著，我对所谓“纪实小说”愈加懵懂，仍难认同。如果说自六十年代美国新新闻主义浪潮以来，外国和中国的作家们在纪实文学和小说两大领域都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产生的佳作如一池春水，豁人眼目，那么，某些论者对“纪实小说”、“非虚构小说”等名目的认同、阐释和鼓吹，就像舞动奇幻的魔杖，把这池春水越搅越浑，令人目眩，很难看清其中的庐山真面目。 其一、无视作品的虚实、样态，兼收并蓄。 在“纪实小说”名下，将多种纪实文学与多种小说纳入一类，混为一谈，且愈演愈烈。口述实录文学《美国梦寻》《北京人》和《战争中没有女性》，回忆录式长篇报告文学《夜幕下的大军》，比报告文学还要质朴并附“数千幅照片”的描述原子物理学发展的史书《原子弹制造内幕》（中文版译作《原子弹出世记》，照片“割爱”），在广泛调查基础上创作的纪实性很强、虚构性也显而易见的新新闻小说《冷血》和《刽子手之歌》，大力展示人物真实的丰功伟绩而因嵌入某种程度的想象和虚构使作者自己也一再称之为“小说”的《统帅》，主人公原属虚构的苏联卫国战争题材的多卷长篇《围困》，真实人物与事件只具原型与本事意义的日本社会问题小说《金环蚀》《暗潮》和《冰壁》，多以人鬼对话表现人物下意识活动的半心态小说《铁草》，还有大家熟知的“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的革命历史小说《红岩》《林海雪原》……凡此种种，在《纪》《实》两文中都一笼统成了“纪实小说”或“非虚构小说”，被划入“纪实文学的范畴”。孙先生罗列的作品远不止这些，但从上列十五部也可看出，论者所说的“纪实小说”是个内涵无定、外延无边的叙事文学作品的杂烩。 孙先生特别强调将《红岩》《林海雪原》等既“有较多的虚构成份”又“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创作的小说”与“一般的虚构小说”分开，并以此说明“将小说区分为虚构与纪实两大类的必要性”。我则以为，从作品的生活真实性角度对叙事文学进行分类，首先要区分虚构成分的有无，而不是虚构量的多少，要把真的和“假的”（无论三分“假”还是七分“假”）分开，把有虚构与没有虚构加以区别，这就是名副其实的纪实文学与容有虚构的小说两大类别。《红岩》与《林海雪原》既“有较多的虚构成分”，就与“纪实”名目无缘，而属小说。将它们与小说分开，而同纯属纪实的《美国梦寻》等上列前五种作品分在一类，岂不是因小失大，愈分愈乱？其实，称其为“革命历史小说”，就是一种很好的分类，不仅标明作品性质，也恰当地显出两作具有较强纪实性的艺术品格，就像我们称《三国演义》为历史小说一样。具有这种区分功能的名目还有“传记小说”、“轶事小说”、“家史小说”以及后起的“新新闻小说”、“文献小说”等。诸如此类的名目，都将作品较强的纪实性与某种程度的虚构性统一起来，而无“纪实小说”之类名目作茧自缚之弊。 在《纪》《实》两文列举的“纪实小说”中，虚构性最强的还不是上述两部革命历史小说，而是《围困》《铁草》等作品。恰科夫斯基的《围困》以列宁格勒保卫战为主要内容，展示围困的惨酷与反围困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广阔的战争背景是真实的，年轻主人公却是虚构的；双方大本营的统帅、将领用真名实姓，其指挥活动的具体描写却有实有虚。此种作品的虚构成份远比历史小说为多。如果说《三国演义》中的实事或多于虚构（有人谓之“七分实事，三分虚构”，大略而已），那么，《围困》中的虚构则远多于实事。将这样一部战争小说列入纪实文学，与理查德·罗兹那部完全依据资料描述原子物理学家们怎样一步步造出原子弹的著作划为同类，实属鸡兔同笼，不伦不类，即样态也相去甚远。 威廉·肯尼迪的《铁草》出版于1981年，写二十世纪初的棒球明星弗朗西斯在沦为街头流浪汉以后的生活和心态，开头第一页就是“见鬼”文字： 卡车载着弗朗西斯渐渐驶进他父母的坟地，他母亲在墓穴中不安地抽搐着，他父亲则点起烟斗，一边暗笑妻子的不自在，一边从自己的一方土地下向外打量儿子，察看他打自己在火车事故中丧生以来究竟发生了多大变化。 此后，这类人鬼杂处并大肆交谈的笔墨在全书所在多有，从而深入探索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任何没有先入之见的读者只要翻上几页就可作出判断：它与纪实文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如果这样的作品都可算作“纪实小说”，那么，除了实实在在大写鬼魂活动的魔幻现实主义名作《佩德罗·帕拉莫》（中译本题作《人鬼之间》），在现代文学中恐怕就很难找到不能列入“纪实小说”的小说了。 然而，论者辨识、确认“纪实小说”有时又显得颇为谨慎。不仅被《纪》文誉为“纪实色彩很浓”的《青春之歌》“不能算作纪实小说”，就是被《纪》文认定“完全可以划入纪实文学范畴”的《红岩》和《林海雪原》也因“有较多的虚构成分”而被《实》文指为缺憾：“作者当时还没有较强烈的纪实意愿”。读者不禁要问：既然如此，两文何以将虚构成分更大也更瞩目的《铁草》《围困》列为“纪实小说”而对其虚构不置一词呢？这种显见的自我矛盾使混乱的分类乱上加乱。 《纪》文还以《世说新语》等笔记小说证明纪实小说古已有之。且不说这部张扬魏晋风流的经典之作是否“纯用真人真事”（为注家、史家指为“不实”者数以百计），即其“丛残小语”的样态，与我们讨论的“小说”也全然不是一类作品。混同古代和现代两种内涵迥异的“小说”观念，只能造成作品分类的更大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