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斤澜：最近有人讲类型小说，说是从电影、电视类型片来的，比如打斗片，言情片，悬念片，讲的实际上是品种，分类。80年代中期，周政保讲到小说的诗化，对现在的小说创作方法提出希望。小说的散文化问题是个老问题了，比如鲁迅就把他的《社戏》编到小说里，可编到散文里也完全可以。小说的散文化这条路前人已经把它趟得很宽了，但小说的诗化还需要深入探索。周政保分析了张承志的《黑骏马》，邓刚的《迷人的海》，提出“象征”作为诗化小说的特点。不过“象征”是诗的“拿手”，却不是诗的“专利”。这条路如何走下去，要多方思考。现在是老方法不行了，呼唤新的，什么样的新的，这还难说。我和《北京文学》早就没有工作关系了，但我们还是相当密切的，是作者和刊物的关系，我还经常向他们投稿。和他们交流看法。在世纪之交，新世纪来临之际大家都在说要呼唤新的文学，但究竟什么是新的，这到底是一条什么路，可能都还处在一种茫然状态中。我还请教了一些搞外国文学的，看看人家是怎样看这个问题的。有一次聚会，叶廷芳从电话机讲开来，讲到荒诞和想象。童道明也讲过不少看法。他向往的东西，我看还是比较古典。他讲契诃夫什么的，他讲到幽默和苦涩，幽默里的苦涩是最高境界。我们转着转着，不时要转到古典那里去。因为古典是前人的积累，是历史的总和。“没有荒谬就没有小说”，这是一句名言啦。不知是从哪里来的，反正是一句名言。这句话也许不太好接受，要是换个词儿，“没有想象就没有小说”，我想好接受多了，是不是也没劲了呢？不知道。我就是这样东看一点，西听一点，也没有专门去看谁的专著，那些大部头的我也看不下来。这与年纪有关系，连眼睛也不行了。听一听倒是非常合适，希望能够多听一听。曹文轩，曹教授的文章我是很喜欢看的，对我的启发挺大。特别是他讲现在我们追求什么，世界上作家追求什么。他的文章简明扼要之处，适合我的胃口。也是水平。陈平原教授新近预测小说将走向“自娱”，从带领风骚的位置上，退为各自的文化“修养”。不等开会，我就打电话请教了。我来参加这个会就是想多听到一些新的东西，多明白一些新的东西。我现在这种情况还能干什么，很高兴能和大家聚一聚，如此而已。前天看到李国文的一篇文章，就像给敲了警钟一样，当然不是针对我呀。他讲的是老的问题，说是什么老呀，人老了往往不知道自己老了，不服老，干些不该老年人干的事。最可怕的就是这个。说作家老，这很难从年龄上界定。托尔斯泰的《哈泽·穆拉特》是在他八十来岁的时候写的，我觉得是他的上乘之作，是他的最成熟的作品。我读后感到比他的《战争与和平》还要带劲。《战争与和平》有的地方读起来相当苦闷，沉闷。80多岁还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是叫人激动的事。这样的人是很少的，国文也说一般的人是做不到的。托尔斯泰当然是人类中的大天才了，很难有人可以和他相比。我也想“金盆洗手”来着，只不过现在家里还没有“金盆”，只有塑料盆。 陈平原：先说老还是先说写作？还是先说老吧。20世纪最大的遗产之一就是退休制度，不过下个世纪这种制度应该修改了。据说开始建立退休制度的时候，人的平均寿命是63岁，60岁退休，就只剩下三五年的时间可以享受。可现在呢，很多人活到80岁了，还很健康。因此，退休的人越来越多。以前大概是20个人养一个退休的，现在是两个养一个了。所以说，退休制度一定会改革，林先生，您尽可往前走。 郭宏安：现在有一种说法说是人最佳年龄是50岁，国外的很多老板都是60岁以上的。 陈平原：现代社会对于智慧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于体力的要求则越来越低。所以，年纪大了，就不要写那种二三百万字的“大小说”。 曹文轩：我觉得写小说随着年龄增加会越来越好。有很多人生的体验。你看汪曾祺他就是老了才写小说的。 陈平原：90年代以后的小说，我基本上不读，除了有人特别推荐的，而且是短的我才读。像刘震云的小说，不是说他写得不好，而是太长了，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读。我作了20多年的文学研究，对于文类的发展前景，有个基本的想法。在我看来，所有的文类都具备升降的可能性。文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时会升，有时会降。19世纪的学者拿生物学作比附，说文类都有一个生老病死的过程。所有的文类都在走向死亡，都有高潮，过了高潮不可能再回来。我以为这个比喻不太恰当。中国文学史上，文类可能颇有返老还童的。在不同时期，某种文类可能处在中心，可能处在边缘。可能会发展得特别好，也可能突然间就完了，怎么拯救都没有用。我最早研究的是小说，我关注的问题中包括这个文类到底走到头了没有，小说到底还有没有戏。我的说法比较隐晦。20世纪中国小说扮演了文坛霸主地位，承担了巨大的责任，也获得了它本身的光荣之外的一些光环。从晚清到现在，我们说文学家，主要指的是小说家。小说家在社会上的影响，还有他的实际成绩，以及他的经济收入，在中国文学界里它是占第一位的。而这在整个文学史中，是很短暂的一段。在很长时间里，小说没有这种崇高地位。小说崛起时，把两个重要文类排挤到边缘去了，一个是诗歌，一个是散文。我们都知道，在很长时间里，小说这种文体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处在文坛以及整个知识社会的边缘。20世纪初，小说逐渐繁荣起来以后，就把诗歌和散文排斥到了边缘。在这中间，诗歌有好几次成功地反扑。比如80年代，北岛他们又把诗歌这种文类带回到了中心地位，可惜时间不长。那段时间你可以感觉到诗歌对于文坛的冲激与震撼。说到底就艺术探索而言，最先锋的东西往往是诗歌，不是小说。所有的变革里面最先发起，最可能突破的很可能是诗歌。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散文又起来了。散文、随笔，很多作家和学者蔑视它，认为是“小女人”或者说是老人的文体。但是，你会越来越感觉到它的冲激力。起码，它必然会威胁到小说的霸主地位。这两种文体的崛起，各有其前提。为什么说21世纪，诗歌、散文可能会重新回到文坛中心地位？先说散文。在西方，散文不是一个中心性的文体，但在中国不一样，它长期占据文坛的中心，才子们用散文来显示他们的才华，并获得他们渴望的地位和权力。后来，八股被废除了，古文被打倒了，西方文学观念涌入以后，好长一段时间我们忽略了散文的价值。现在，你会发现它重新回来了。散文这种文体重新“焕发青春”，可能会造成整个文学面貌的改观。你问为什么我会强调“业余”的问题？严格说来，古代中国文人都是“业余作家”。“五四”的时候，为了反对“拜金主义”，新文化人颇有主张“爱美的”即“业余”的文学的。当然，中间诸多波折。到了80年代，由于市场问题，专业作家的地位似乎很牢固。可到了世纪末，载体的变化，比如报刊的大量出现，电子媒介，包括网站，这些东西普及以后，作家和非作家的距离会缩小。我的最大感慨是，人人有成为文学家的愿望与可能。比如说，我坐火车，有人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教中国文学的。他就说好，最近出了一本什么什么小说，叫我跟他谈谈。每个人都敢跟你谈文学。后来我吸取教训，有人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就说是教天体物理，于是就再也没有人跟我谈了。并不是说我讨厌那些谈文学的人，而是说这是一个大趋势。每一个人都可以谈文学，每一个人都“懂文学”，这是大好事，求之不得。依我的预测，大众这种业余爱好会越来越强烈。文学的专业化因而也就会逐渐逐渐淡化。在各种文体里面，最容易由“业余作者”掌握的，而且作得很好的，无疑是散文。非专业化的环境中会出现奇才，这种可能性，越来越不容置疑。对于才华横溢的年青人来说，出手一篇散文，一首诗歌，是自然而然的，没有丝毫做作。在这种非专业的状态下，散文和诗歌是比较容易成功的文体。文学的修养化，文学的非职业化，使得散文和诗歌有可能回到文坛的中心。小说的魅力正在消退。20世纪中国小说的辉煌，部分在于其成功侵入本不属于它的领地。在文学界当老大，这是一个原因。另外，它包揽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许多功能，如传播知识，启发民众，娱乐等等。如今，直接从小说中获得知识的必要性会越来越小。比如说学习资本运营，还主要从《子夜》学，可能就成笑话了。现在的人文读物、知识读物非常多，没有必要再从小说中去获取各种专门知识了。小说的娱乐功能，知识传播功能，还会存在，但肯定被大大削弱。因此，我在想小说得以安身立命的到底是什么？不是说小说必定衰亡，不可能在21世纪再有精彩的表现。而是说小说所面临的困境是很严重的，再自以为是、固步自封，会被挤到边缘的。不少朋友感慨，说是短篇小说垮了，是不是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