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8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后新诗潮研讨会”之后，有关“90 年代诗歌”的话题愈来愈被人们关注和谈论。尤其由两册诗选本（即《岁月的遗照》和《中国新诗年鉴》）所引发的所谓“民间立场”和“知识分子写作”两种不同立场、观点的诗学论争，开始浮出诗坛。在北京平谷盘峰宾馆举办的被称作“盘峰论剑”的研讨会上，持有不同立场和观点的诗人、诗评家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和论争，之后又分别在多家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展开讨论，在诗坛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为使持有不同观点的诗人和批评家能够坦诚相见，以加强诗歌界的团结，促进诗歌创作的发展与繁荣，《诗探索》编辑部与《中国新诗年鉴》编委会联合主办了“’99中国龙脉诗会”。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40余位诗人和评论家参加了诗会，并就当前诗学论争及相关的创作、理论问题进行了热烈地研讨与对话。 众口说“论争” 不同立场、观点的论争与对话，是一个时代开放自由、充满活力的象征，在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尤为如此。就如谢冕在谈到当下这场世纪末诗学论争时所说，我们要承认这是一个多元时代，置身在这样的生存环境里，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价值观念以及适合于自己的生存方式，也会有不同于别人的审美趣味和艺术追求。这种多元性、非统一性，恰恰说明社会已恢复了常态。因为艺术世界从来就不是统一的，现在众声喧哗的局面才是真实正常的，要统一反而是病态的。当然，多元性不可避免地会有分歧，但分歧仅仅意味着价值观念的不同，并非是你死我活对抗性的，而是并生并存的，对话而不是对抗是多元时代里最合适也是最有效的一种方式。（那我想说：谢冕老矣！当年力推曚昽诗的谢冕不见了！他是大家认为最应该说真话的人！最应该站出来批评这种现象的人！无法想象谢冕先生说出如此表面高屋建瓴、宽容大度实则不痛不痒、麻木中庸的话。诗是写出来的，而不是炒出来的。您难道看不出来那么多写不出好诗的人就通过这样的炒作而长高了。高出了一般的谷穗，而长成了稗子？） 孙绍振在谈到这次诗学论争时认为，争论是一件好事。由于历史的原因，人与人之间善意的争论已经很陌生了，即使有也都被扭曲了。诗人就应该这样敢骂、敢哭、敢恨，敢于坚持原则，大家都用诗人的胸怀互相亲和、争论，甚至发火，以一颗博大、悲天悯人的心，在坚持个人诗学原则的前提下，又能接纳别人，与别人相交融，使灵魂升华到一种境界，这既无负于这个时代，也无负于诗歌。徐敬亚也很有感慨地说，想起以前朦胧诗时代，那时既有追兵又有围剿，所处环境恶劣，内部即使有矛盾也不能浮出地表，所以很团结。现在外部环境宽松了，矛盾自然从内部发生，这也是很正常的。 于坚从盘峰论争说起，他认为不管怎样意气用事，即使有些火暴，也毕竟反映了诗与时代的关系，人们毕竟是在一种相对民主自由的氛围里论争的。虽然在论争时民主自由的应有内涵有所削弱，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已经没有了官方意志，没有了朦胧诗时代的意识形态压力。这种进步带来的最直接的成果，就是诗人把以前意识形态的立场、身份放掉了，重要的是文本自身。他认同多元价值观念，但又认为多元有导致平庸的倾向，多元化就会有平庸。而论争就是确立标准，但不是争夺话语权力，应从话语权力退出。诗人不要维护小团体的利益，如是这样，自由写作永远不会再来。所谓“90年代诗歌”就有压制别种写作的倾向。（对手们不在场，于坚便如此高姿态起来。他们再压制别的写作倾向，你别理他们就是了。你这一闹，瞧瞧有多少诗歌理论出笼，这些高调理论像漫过北京的风沙暴一样，已经遮敝了真正好的诗歌。风过后，只留下一堆人名灰尘。） 沈奇认为，“盘峰会议”的变调，源自一些心胸狭隘的诗人和批评家，刻意将不同时空下发生的非主流诗歌对来自主流诗歌的漠视与打压所作的散点式的反弹，阐释为“《年鉴》是个阴谋，《算帐》要搞运动”，从而导致变了味的论战。“盘峰论战”不是什么美学之争，而是权力之争，它历史的价值在于提前暴露了诗歌阵营内部心理机制的病态。（这不奇怪。有些诗人们身在大都已迅速悟透和掌握了所谓政治运动的那一套：树立谁或者打倒谁？） 孟繁华、王光明、张柠则分别从另一向度阐明了自己的看法。孟繁华认为，传媒对资源的利用是非常充分的，因此，争论在20世纪恐怕会被制造成一种景观。然而事实上“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写作”的对立，只不过是个伪命题，它对我们的写作真正能意味着什么呢？好的立场不一定能写出好的作品，我们不应在立场上确立什么，应该回到自己，回到文本。（能看出“传媒对资源的利用是非常充分的”说明有经营智慧。刊物不抓热点靠什么卖座呢？“好的立场不一定能写出好的作品，我们不应在立场上确立什么，应该回到自己，回到文本”。这是一句值得诗作者们记下的格言警句。） 王光明虽然同意“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立场”有许多差异和不同，争论也是必要的。但他怀疑双方是否过分强调了差异和对立而忽略了相通甚至相同的方面：譬如对诗的个人承担的立场，对语言的表现力的重视以及对矛盾、反讽的接纳等等。朦胧诗从国家话语中浮现了“一代人”的声音，而“第三代”以来的诗歌（也包括90年代诗歌）又从“一代人”的声音中凸现了个人的声音，让感受力、想象方式和语言能力落实在具体的承担者身上，其实这是争论的双方共同争取也共同拥有的东西。他提倡彼此从对方看到相通、相同的东西，并不是要抹平差异和矛盾，而是期待一种对诗歌本身和当下语境更无私、更投入的面对。（这些想法很好，也中恳。问题是他们争执的目的未必在写法异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