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吴俊 林建法 主持人的话：批评和期待来自我们的朋友。 为什么很少有尖锐的批评性的“点击”？确实，这是一个难题。本栏的一个最重要的初衷是丰富文学批评的形式，并扩大其社会的影响面，以此对当下的文学发展产生积极的推进作用。因此，更多地鼓励了作者对于作品的正面评论。但事实上，批评性的文字也能有助于达到相同的目的，可谓殊途同归。只是困难在于，对于文学中的劣质产品，人们往往既缺乏阅读兴趣，更没有读后再作批评的耐心，忽略的沉默几乎是普遍的现象，这便使本栏的文章缺少了“另一种力度”。在此，我们想对本栏的作者发出虽然是迟到的却是强烈的呼吁——让我们一起来承担“批评”的责任吧。 另一种较为婉转的意见是，这个栏目必须从一开始就杜绝“人情”文章和“应酬”文章现象，否则，它又将成为一个“腐败”的源地。对此，我们迄今至少可以说问心无愧，但一如既往地坚持我们的理想原则，无疑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我们感谢朋友们的忠告，将对所有来稿进行慎重的选择和判断。同时，也希望读者给我们寄来对于本栏的“印象点击”，我们将以之为莫大的鞭策。 虽然在全国的文学批评刊物中，本栏的设置（至少在规模上）可算是一种“创举”，但直到目前，我们还仍在探索之中，有些朋友期待的“权威性”的目标——假如它有可能性的话，那是我们将来的“野心”，并且，这将取决于广大读者和作者的支持与参与。 《2000年新诗大联展》（诗） （《上海文学》、《作家》2000年第3期） 孙绍振 先锋诗歌被为商业化所困扰的报刊视为发行毒药，诗歌的版面在许多文学刊物上，已经压缩到几乎接近于零的程度，2000年3 月号的《上海文学》和长春的《作家》，居然拿出十多页的版面来为中国先锋诗人提供亮相的空间，实在是令人振奋。 两家联手，声势浩大，重要的先锋诗人都亮相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西川。 这里不但有朦胧诗早期的诗人北岛、杨炼、多多，而且还有稍后的宋琳。对于他们的诗作，国内的读者多少有点久违了。不过从他们发表的新作来看，仍然不改其固有的作风；从日常、平淡、琐碎的感受出发，在反戏剧化的宁静中，追求智性的深度。 北岛仍然是深邃的、尖利的，突如其来的哲理（直到谷粒入仓／这思想不属于谁），有着惊心动魄的效果，似乎更加沉醉于某种程度的晦涩之中。是长期脱离汉语语境，还是对于战士的疏远呢？想来会引发读者的思考。与之相反的是宋琳，同样是旅居欧洲大陆，平常的感觉，不改其深沉，甚至有点浪漫的余绪，却多了一点明朗。一直坚守在诗国的于坚，仍然奢华地挥洒他的感觉，醉心于日常感性话语的阐释；在故意罗列的纷繁的琐事中，充满了煞风景的反讽。 从平常的感性中寻求纵深的洞察，正是九十年代先锋诗人们的共同倾向。当然，很少人去重复北岛式的突如其来和惊心动魄。太精致的话语不是新一代诗人的追求，比之精心修饰，他们更倾向于从朴素的粗糙中去蔽。这在翟永明的诗中也可以看出来。她的笔下甚至出现了：“国营企业的烂账”和“邻国的经济萧瑟”、“小姐们趋时的妆容／睡倒在一个‘贱’字上”。几乎所有的诗人都同样是逃避戏剧性的，但是越是日常的，就越难以深入。这是大家所面临的难度。 当然，诗人比之小说家更有出奇制胜的特点。脱离诗歌探索，下海十年的麦城却给人一种好样的感觉。他似乎相当轻松地从冷峻的反讽，上升到格言的高度。他的《必须》充满了反语，又几乎都是格言。这是连圈子外的读者读起来也都不需要太费事的。但是就是麦城的诗作，也有着巨大的阅读的难度。《上海文学》特地配发了雷鸥的长达六页的阐释麦城的诗歌的文章。 这无异于一种警示：就是像麦城那些并不特别晦涩的诗作，也还充满阐释的歧义。看来先锋诗人与大众的阅读的隔膜，这样一种矛盾，是否能够有所缓和，还不能抱乐观的态度。 《2000年新诗大联展》（诗） （《作家》、《上海文学》2000年第3期） 谢有顺 1999年春天开始，诗歌骤然间热了起来，令人大吃一惊，谁想得到呢？至今仅一年的时间，坊间出版的各种诗歌选本，居然比整个九十年代出版的总数都多。看来，去年那场有关“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写作”的诗歌大争论还是功不可没的。 2000年第3期的《作家》和《上海文学》上篇幅壮观的“2000 年新诗大联展”，使诗歌界的理论之争恰当地转化为文本的展示。它有效地触及了当下诗歌界最有实力的部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除了在去年出版的《1998中国新诗年鉴》中读到过北岛的新作之外，这次“新诗大联展”隆重推出的北岛的五首诗，应该是他这十几年来第一次在国内发表诗作。比起北岛八十年代的诗歌，他的这些新作，语言更加精粹，结构更加简洁，然而，由于他总是想隐匿自己激动的面影，诗歌的力量不知不觉被一种所谓的“纯诗”的努力所分解。我想，对于长期远离本土语境的诗人而言，这是必然的。但我还是记住了这些闪光的句子——“日子和楼梯不动／我们上下奔跑／直到蓝色脚印开花／直到记忆中的脸／变成关上的门”（《灵魂游戏》）；“让我在黑暗里／多坐一会儿，好像／坐在朋友的心中”（《中秋节》）。 此外，多多、于坚、王小妮、麦城、何小竹、小安、吉木狼格、沈浩波等人的诗歌，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令人兴奋的是，在这次“新诗大联展”中，既有北岛、杨炼这些前辈诗人，也有生于七十年代的沈浩波和朵渔等人——我在前者身上看到了成熟，在后者身上却看到了压抑不住的活力和锐气。当年轻的力量在诗歌界普遍被漠视时，《作家》和《上海文学》有力地突破了现存诗歌秩序的制约，在同一个平台上，给了最年轻的诗人们以适当的空间。这个努力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信息：经由几代诗人的对比，我们会发现，诗歌的活力已经发生了微妙的转移。需要有更多热爱诗歌的人，把大量沉潜在民间的优秀诗作和优秀诗人发掘出来。不能再把诗歌的希望仅仅维系在几个老诗人身上了——许多的时候，好诗在民间，在我们俗常的眼睛不能到达的暗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