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人物都有两重性：既属于历史，也属于现在。这一特点，使之无论生前或身后，常常很难摆脱世人的纠缠——赞美者有之，诟病者有之，毁誉交加者亦有之。“说不完的”鲁迅就不止一次地处于这种境地。当前，读者只要有兴趣，翻翻报刊就会了解，新的一轮对于鲁迅的“议论”又开始了。这样的事，对于先生本人，好坏姑且不论，要紧的是，它说明先生的事业和生命实际上还在继续，还在和我们眼前纷纭的生活纠缠在一起，还在和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纠缠在一起。一个人的生命效应，能够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掀起波澜，真堪称“不朽”，这本身已够说明鲁迅先生的特殊价值了。 其实，先生早已撒手人寰，一身祸福荣辱，生时既已不顾，死后复何计较？但是，人们还是在他身上争来争去，争到今天，已经过了大半个世纪，还在争。争什么呢？说到底，是争“现在”，争活人的事情。 既然争是客观存在，面对可争之事，争争也值得。因为对于我们无论谁，“现在”都太重要了，连鲁迅先生也警告过那些“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诗人歌德还用美丽的诗句表达过对“现在”的眷恋：“你多美好呀，你多停留一会儿吧！”可见，抓住“现在”是多么重要。 虽然人们都要“现在”，但是人们对于“现在”的理解并不相同，这就是人们常常发生争论的根源。简单地说，由于人们对于“现在”的认识和要求不一样，他们对于将来的设计也不会一样；而当他们对于将来的设计出现分歧时，还会回过头来翻翻旧帐，查查历史，重新议论、设计一番。不言而喻，对于历史人物的重新评说，也是这类工作的一部分。对于历史（包括历史人物），如果是在正常的学术规范内进行讨论，那对于“现在”的进行不仅无碍，而且有益；但是，如果越出学术规范，例如歪曲事实，指责鲁迅不去暗杀清朝政府的官僚，以调侃的语言讥刺鲁迅对无阶级社会的向往等等，那就离谱了。 在有的人眼里，“将来”也许只是一个谜，一个大大的问号。他们可以不管、或少管将来的事，而将注意力集中于“现在”，因为“现在”最实在。他们心目中的“现在”，实在得像一部汽车，以为只要抓牢方向盘，想怎么开就怎么开，想去哪里就能够去哪里。“现在”如此深具魅力，个中人谁不想来一试身手？ 但是，“现在”究竟还不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操纵的汽车，如果驾驶者硬是为了一己之便而逞其所欲，那就得先用点心思，例如动动交通图、交通法规、甚至交通设施之类。这样，就回到了上述话题：在有的人眼里，不但将来是个问号，历史也可以随时随地变成问号。为了满足他们那部汽车的随便哪一种需要，不仅可以搁置“将来”，也可以修改历史——换个行业术语，就是改改交通地图或交通法规。 在时下一些文章中，有的作者就是这样来对待鲁迅的。他们没有一个关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完整的历史观，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采取惟我所用的态度，想抬就抬，想贬就贬。这种使历史“就范”于偏见的做法，很难说会希望别人来进行讨论。但是，如果不讨论呢，省事固然省事，可距离他们常说的科学和民主也就越来越远了。所以，说也要说，做更应做，还是讨论吧。 这些年，贬损鲁迅之风屡屡刮起，这不能不使人发生一点儿疑问：鲁迅到底妨碍了他们什么呢？这一次的风刮得更要大些，大到想动摇鲁迅的历史地位。在他们眼里，鲁迅不仅不如胡适，也不如林语堂。我们知道，假使胡、林真能取代鲁迅的地位，他们的“车”就开得格外地快了。但是，这样做是非科学的，因为他们“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我们生存于其中的这个古老文化，只是到了“五四”时期，才算对它有了一个整体性的清醒认识。在这一认识过程中，鲁迅起的作用，是别人无法与之比拟的。例如，他的关于中国文化（自然是没有经过“五四”革命洗礼的封建文化）是“食人”文化的分析，他的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治一乱”，实际上是两个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表述，都是总体性的一针见血的精辟论断。这些论断，高屋建瓴，一字千钧，直接撼动了旧文化的根基，不仅发前人未发，至今也还没有人能够超越。特别是，面对以往如此沉重的历史、文化包袱，他毫不悲观，毅然号召：“……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而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鲁迅从来不喜欢讲空话、大话，就是谈未来的事情，他也总是从历史和现实中找到根据，务期言必有中。他的小说《故乡》中那个关于“路”的启示，以其形象化的、朴实而丰厚的生活内涵，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激发着包括哲学家、艺术家在内的各个阶层的读者的想象力，其分量决不下于一些作家的几部长篇，这是有案可查的。时下有的文章作者，不顾鲁迅的生存条件和创作环境，以他没有写出长篇小说为由，贬低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难道这些人会忘记，文学作品从来都是以质取胜，而不能以篇幅长短定高下这个常识性的问题吗？例如，蒲松龄因一部《聊斋志异》而光耀文坛，同属清代一些较为著名的长篇（包括《野叟曝言》《绿野仙踪》这样一些有相当影响的长篇）的作者，比起他来却是相顾失色，只能敬陪末座了。外国作家，我们可以举出主要是以短篇名世的莫泊桑。上述文章作者大概不会（至少，我们还没有看见）否定蒲松龄或莫泊桑的地位，而独以这类理由苛求鲁迅，这就不免有失忠厚和有失公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