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有“说不完的莎士比亚”，中国则有“说不完的鲁迅”。有人把鲁迅封作“现代的圣人”，也有人把鲁迅比作“中国的高尔基”或“中国的伏尔泰”。在中国内部，还会听到“台湾的鲁迅”这样的说法。瞿秋白则说鲁迅是“莱谟斯，是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但“野兽的奶汁”喂养大的不只是莱谟斯，还有他的兄弟罗谟鲁斯。不同的是，罗谟鲁斯建造了罗马城，最后还升天作了军神；而莱谟斯因敢于蔑视罗马城被自己的兄弟杀害了。1936年，好像有预感似的，鲁迅谈到了“死”和“死后”的话题。他说自己属于“随便党”，死后就“赶快收殓，埋掉，拉倒”（《死》）；但他对庄子所谓“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大可随便的看法，却又似乎不以为然，说“假使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因为“养肥了狮虎鹰隼，它们在天空，岩角，大漠，丛莽里是伟美的壮观，捕来放在动物园里，打死制成标本，也令人看了神旺，消去鄙吝的心”，然而若“养胖一群癞皮狗，只会乱钻，乱叫，可多么讨厌！”（《半夏小集》）鲁迅曾自称是“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不管从鲁迅那里“吃”了什么，也不管喝的是“狼奶”也好，“牛奶”也好，一代代人确实在鲁迅的喂养下成长了起来。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大概没有哪个作家像鲁迅那样获得过这样庞大、这样持久不衰的阅读群。但“同一种稻谷养百样人”，凡是“吃”过鲁迅的，有的确是狮虎鹰隼，有的却未必然。 无论如何，有了“吃”不尽的鲁迅，阅读和诠释鲁迅也就成了最富有挑战性的行为。在中国，曾像莱谟斯那样蔑视“罗马城”的鲁迅，死后却被罗谟鲁斯们建成了一个“罗马城”。“阅读”这种原本属于个人经验范畴的活动，演变成为了某种政治性的行为。我想生造“阅读政治学”这个词儿，来说明这种变化形成的原因。这本来与鲁迅没有什么关系，然而，从鲁迅生前到逝世以后，关于鲁迅的阅读史，构成了最为复杂的政治行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好像还没有哪一位作家的作品，像《鲁迅全集》那样有着最详尽的注释和索引，“鲁学”已经堪与“红学”并驾齐驱，这一点，不只说明鲁迅作品的“经典化”，也证明着阅读鲁迅也已“体制化”了。从鲁迅成为大学中文系的必读科目开始，鲁迅这位生前曾表示“我自己尚且寻不着头路，怎么指导别人”（1926年6月致李秉中信）的人，已成为莘莘学子博取学位的重要“靠山”。 说到“经典化”，我想到1925年2月10日， 鲁迅为“京报副刊”提供的“青年必读书”，“必读书”或者就是“经典”吧？鲁迅说他“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但又在附注里解释说，“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华盖集》）这话即使放在今天，恐怕也仍然会伤害在名片上印着“导师”名号并倡导读中国经典的教授们的自尊心。其实，像鲁迅这样饱读中国书的人，真没有留心这个问题？据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载，鲁迅就曾为许先生的公子开列过一份书单，并做了简要的说解，他推荐的书目都是“中国书”，其中包括王充的《论衡》，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葛洪的《抱朴子外篇》等。鲁迅不愿在媒体开列“必读书”的意思，大略不过是：“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而阅读鲁迅，最初确是出于“行”的考虑，因为从他那里借点“狼奶”喝，确实令人“神旺”，但到后来，就越来越变成“言”的竞赛了。从海峡两岸的鲁迅阅读史，或者说，两岸知识者“走近鲁迅”的不同方式，是大概可以看见这样的演变的。 一 与鲁迅在大陆的情形相比，鲁迅在台湾是十分幸运的。这首先是因为鲁迅从未在台湾形成“钦定经典”，因而鲁迅才免于被神化的命运。在五十年代以后，鲁迅甚至被看作“左翼作家”的代表受到当局的禁读，因此，对鲁迅的阅读颇像二三十年代大陆的情景，更容易激发思想的活力。台湾知识界从日据时代“走近鲁迅”开始，就都出于“实用”的“启蒙主义”目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台湾学者杨云萍认为当时的台湾知识者比大陆的更为理解鲁迅。他在《纪念鲁迅》一文中说：“我们纪念伟大人物，当然不是为满足我们个人的‘英雄崇拜欲’，更不是为假装纪念伟大人物，而来夸示我们是个伟大人物的‘理解者’。我们纪念伟大人物，当然是要继承那伟大人物的未竟之志，以尽后死者之责；以他们的决意为决意，以他们的勇气为勇气，以他们的憎恶为憎恶，以他们的行动为行动去实行，去干。不消说，我们的纪念鲁迅，也是如此！”杨云萍的文章写于鲁迅逝世十周年前一日。当时台湾刚光复后不久，台湾文化界新成立的“台湾文化协进会”于1946年9 月创办了《台湾文化》杂志，这是两岸因内战而分裂之前，由两岸知识分子共同耕耘的刊物，因此弥足珍贵。该杂志创刊伊始，就在第二期刊出“鲁迅逝世十周年特辑”。这是台湾首次也是最后一次用“特辑”的形式纪念鲁迅。这个特辑除了杨云萍的文章，还发表了许寿裳的《鲁迅的精神》，高歌翻译的《斯沫特莱记鲁迅》，陈烟桥的《鲁迅先生与中国新兴木刻艺术》，田汉的《漫忆鲁迅先生》，黄荣灿的《他是中国的第一位新思想家》以及雷石榆《在台湾首次纪念鲁迅先生感言》等文章，此外还刊登了鲁迅的最后一张相片，那是1936年10月8 日鲁迅在上海第二次全国木刻展览会中与青年木刻家们坐在一起亲密聊天的情景。特辑还特意将鲁迅的笔迹，鲁迅旧诗，鲁迅曾编辑出版的珂勒惠支的木刻《牺牲》，也一并刊出，以增加鲁迅的实感。鲁迅曾引用罗曼·罗兰的话说，珂勒惠支的作品“是现代德国的最伟大的诗歌，它照出穷人与平民的困苦和悲痛。这有丈夫气概的妇人，用了阴郁和纤秾的同情，把这些收在她的眼中，她的慈母的腕里了，这是做了牺牲的人民的沉默的声音”。对于曾沦落在日本手里五十年的台湾人民而言，当最能理解这些话所传达的苦痛吧。为此杨云萍特别谈到了鲁迅对台湾二十年代“启蒙运动”的巨大影响，《阿Q正传》就是那时（1925）转载在《台湾民报》上， 杨云萍写道：“现在我们还记忆着我们那时的兴奋。其一原因，是因为我们当时的处境；其另一原因，是因为当时的本省青年，多以日文为媒介，得和世界的最高的文学和思想相接触，获得相当程度的批判力和鉴赏力；所以对鲁迅先生的真价，比较当时的我国国内的大部分的人们，是比较的正确的切实的。”这个纪念特辑，是战后台湾走近鲁迅的特殊方式。当时他们已经感觉到台湾光复后面临的危机，因而也相信，鲁迅如果地下有知，一方面必为台湾光复而欣慰，另一方面也为光复后的政治黑暗而“变为哀痛”，“变为悲愤”了。果然，五个月后，台湾爆发了二二八事变，台湾由此进入五十年代的冷战架构下的“白色恐怖”时代，再一年之后，在台湾传播鲁迅最力的许寿裳被杀身亡，台湾知识分子对鲁迅的纪念，转入了地下，转入了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