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自己，走近真实的鲁迅 近来媒体的一些文章，对鲁迅的文学作品，思想精神，道德人格，以及鲁迅研究现状，提出了不少尖锐的批评意见。有些文章，全盘否定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鲁迅也首当其冲。 这些声音，引起鲁迅研究学人和文学界其他人的关注，是因为它所传达出来的“鲁迅相”，至少在几个方面出现了认同的差异：与我们自己心目中长久形成的鲁迅形象，与我们惯于听到的鲁迅研究的学术观点，与我们熟知的鲁迅的客观事实，与我们习惯了的学术眼光和思维方式，或大相背谬，或相距甚远。 我当然不完全赞同“走近”的一些意见。但是我认为，这些意见的发表，是正常的思想现象。问题在于，怎样用平常的心态，来对待这些通向认识真理道路上的质疑。所谓平常心态，就是用严肃的思考，来回答他们提出的带有学术性的问题，也用严肃的思考，来回答那些缺乏学理也并不怎么严肃的讥讽。过分计较那些意见言辞不恭的外表，会造成对真理认识的阻塞。太看重一些批评声音的时评效应或气候背景，会掩盖对一些学术重要动因的思考。走近“走近”的声音，我想到的，是另外一些问题。 鲁迅是20世纪中国知识界最具深刻性、丰富性与文化魅力的伟大人物。且不去争论鲁迅这一位文学家，思想家，是不是那么“伟大”，就看他的文学作品，他不太多的小说、散文和散文诗，乃至最多的杂文，到了今天，还能有许多人喜欢它，去阅读，去研究，也能有一些人讨厌他，想“搬开”他，就足以说明鲁迅这个人，是不那么容易就被人遗忘掉的。这块“老石头”，之所以不太轻易搬得动，除它的质量外，恐怕还有一种“与君同行”的长久性和未来性。人们像无法抹掉一件古老器皿的花纹一样难以抹掉他的光辉。他存在的永久性几乎与任何一个“捍卫”者都无关。也可以这么说：无论你喜欢也好，讨厌也好，你都得承认，比这个世纪里中国许多大作家，鲁迅总是有他自己永远令人琢磨不完的独特的思想。这些思想与整个民族在世界上的生存和出路血肉相关。他的思想甚至超越了一个民族自身的范围。一些熟悉的外国朋友，之所以重视鲁迅，几十年里孜孜不倦地研究鲁迅，主要原因，即在于此。我的一位韩国博士研究生，在去年我开设的“鲁迅研究”课的作业结尾说，她很为自己的国家一百年来的文学感到悲哀，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像鲁迅这样的作家。郁达夫1937年给日本《改造》杂志写的只有230 余字的短文《鲁迅的伟大》里说：“如问中国自新文学运动以来，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鲁迅。鲁迅的小说，比之中国几千年来所有这方面的杰作，更高一步。至于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古人，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首先其特色为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文笔之简洁，比喻之巧妙，又因其飘逸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中去掌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与未来。要全面了解中国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诚哉斯言！这段“盖棺论定”似的文字，至今读起来，仍令我们深思。 由于鲁迅和他的遗产与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之间存在的非常特殊的关系，由于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在进行人民群众的精神塑造中对文学某种功能的依赖，也由于权力者与研究者出于舆论一律或思想挑战的需要各自对于鲁迅进行的“过度诠释”，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在30年代以来的鲁迅被接受的整个历史中，始终存在着一个超世俗的神圣化与反神圣的世俗化之间的矛盾运动过程。近二十年来时断时续出现的以各种形式批评鲁迅的许多现象，当前的“走近”风，就是仍在进行中的对于鲁迅反神圣的世俗化过程中一种必然。 鲁迅的诠释，历来由一些政治权威、文化精英和学院知识群体所主导。虽然他们之间，在观念上也有很大的矛盾与对抗性，但不管是他们的政治阐释，思想阐释或是文化阐释，不论是处于“主流”还是“边缘”，在将鲁迅作为解决某种社会问题的一把万灵的钥匙，而不断往鲁迅身上增添一些光辉的“附加值”，这个方面，以及由此而反映的文化心理与思维方式，却大体上是一致的。他们（很多时候，也包括我自己在内）实际上并没有在更深的层面上吸取“文革”十年鲁迅被独树一尊的历史教训。在各自不同方式的阐释中，仍然让鲁迅充当了一种制导舆论的，最大限度具有压倒对方的权威性声音的代表，用当下时髦的“话语”来讲，就是营造一种或是维护主流意识形态或是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这样，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无形中在努力将鲁迅拉下神龛（或只是表面上拉下了神龛）位置的同时，又给鲁迅身上涂饰了许多新的光环。结果是，不仅妨碍了更多人对于真实鲁迅的接近和认识，也会在当下文学创作中制造一些不可逾越的心理阴影和艺术“神话”。稍有不恭之词，即视为“颠覆”，群起“捍卫”，指斥“贬损”，甚至封杀刊物，因言罹罪。在打碎“铁屋子”的呼声中，鲁迅自己被不同的力量铸就成了一个不许碰一个指头的“铁屋子”。这正是鲁迅无法摆脱的命运的悲剧和苍凉。 反神圣的“世俗化”的努力，“解构”神圣的呐喊和抗争，为我们带来的渴望进一步破毁禁锢、要求思想解放这一点信息且不用说它，至少，它可以让我们在不同的声音里，即使不能让我们换一种视角和思维去看鲁迅，思考鲁迅，也可以给我们的研究增加一些“冷却剂”，让我们反思自己，以利前行。 第一，鲁迅的文学创作有没有得到更符合实际的认识和把握？“神化”鲁迅的后果之一，就是掩盖了对于鲁迅文学创作实在性的探讨。实在性的缺乏就是不切实际的拔高，就是维护完美。因此现在人们有理由提出这样一些问题：鲁迅的小说《呐喊》、《彷徨》，艺术是不是就都那么完整，成熟？思想是不是就那么无边的深刻？里面有没有败笔和二流三流一类的东西？具有不朽价值和世界影响的《阿Q正传》、 《狂人日记》等小说，是不是都那么尽善尽美，有没有可挑剔的艺术与思想的瑕疵？《故事新编》里的那许多“油滑”的描写，是不是就都有那么多的艺术的和审美的合理性与先锋性？至于占鲁迅作品最大分量的杂文，怎样作出科学的评价，更是一个问题。我们北大的老系主任杨晦先生，就始终认为，鲁迅的杂文不是文学作品。他的疑问至少有一部分的道理。因为杂文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鲁迅的杂文，有些纯属学术论说、文艺论文、通信（非文艺性的）、讲演、广告、启事、说明、勘误，这些似乎都与文学创作的性质无关；一些吵架争论、零星记事、时事短论、古事考说、书刊序记、译文序跋、杂志答问、著译目录……，等等，多数看来也很难说有什么文学品格。当然，杂文中也有众多的“美文”和审美品格很强的散文。郁达夫关于鲁迅这一文体的贡献“前不见古人”的判断，正以此为据。现在的情况是：鱼龙混杂，良莠不分。我们起码应该做一些淘洗筛选的工作，让作为文学作品的杂文，浮现出来。那样，也就不会总是不断地发出这样的声音了：“鲁迅杂文？！那也是文学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