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周扬、夏衍等，同是30年代初左翼文艺团体“左联”的发起创建人。初期，他们之间关系良好，1932年底却骤起风波，到1933年下半年周扬担任“左联”党团书记之后，他们间的矛盾不断爆发并恶化起来，至1936年决裂。对此，周扬等都怪罪于胡风的“挑拨离间”。事实到底如何，让我们从“左联”内部的矛盾发展谈起。 “左联”的诞生 1929年夏，中共有意以鲁迅为领袖，以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左翼作家和鲁迅周围的一批青年作家为核心，组织一个革命文学团体，此即后来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但在1928年之前，因为“革命文学”的论题，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左翼作家曾联合同鲁迅进行激烈论争，两方论争言词极其尖锐，似乎难有妥协余地。为摸清鲁迅的态度，中共江苏省委首先派夏衍、冯乃超、李初梨（均为创造社和太阳社骨干，中共党员）同鲁迅联络，确认了鲁迅的合作意向之后，派出同鲁迅关系良好的冯雪峰出面正式邀请。据冯的回忆，鲁迅当时没有犹豫，完全同意成立这样一个革命文学团体。于是筹建“左联”的工作便开始。 鲁迅的态度是真诚的。以后在筹备过程中，鲁迅还提议在“联盟”前冠以“左翼”两字，“使之旗帜更加鲜明。”这便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全称的来由。 1930年3月2日，“左联”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正式成立了。鲁迅出席了成立大会，并被推选为包括夏衍、钱杏邨（即阿英）组成的3 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当天成立大会有冯乃超、潘汉年、郑伯奇和鲁迅4 人发言。鲁迅的发言经过冯雪峰整理之后，加进了平时鲁迅常讲的一些内容，最后经过鲁迅本人的审定，以《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为题，发表在“左联”盟刊《萌芽》杂志上。成立大会上还通过了一个“戏联”7人常委名单，鲁迅也是其中之一。 现在看来，鲁迅和“两社”从论战对手结为盟友，虽然并非表明双方对过去的论争有任何让步， 但起码表明两者之间是有共同基础的。 1926年11月7日，那时鲁迅还在厦门大学教书， 他给许广平的信中便称：我还有一个野心，是希望到了广州以后，能够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可以这么说，筹组“左联”，实践了鲁迅联合向旧社会进攻的愿望。 还有一点值得提起，这便是鲁迅“甘为人梯”的一贯思想。“左联”成立之后不久，鲁迅致一友人的信中也说：“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假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所以我几年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有论者认为这是鲁迅加入“左联”之后发现自己被架空而发泄不满。这是一种片面的看法。 诚然，“左联”虽以鲁迅为领袖，而实际权力却掌握在历任党团书记手中。对此似乎一开始鲁迅便清楚。自从筹建开始，似乎便形成了“除非鲁迅必须亲自参加不可的活动”外，其余“左联”的活动则通过联络员向鲁迅作汇报的规矩。在鲁迅自己的日记中，记录参加“左联”筹备会也仅有一次，即“1930年2月16日在公咖啡店， 召开上海新文学运动底讨论会”。至于“左联”成立后，每个成员都编入小组，每10天左右开小组会，而鲁迅却未被编入小组活动。日记中记录鲁迅参加“左联”全体活动也仅一次，即1930年5月20日左联第二次全体大会。 鲁迅在“左联”中的领袖地位，主要是通过汇报员的汇报维系的。虽然如此，但并不排除鲁迅本人的主动积极参与。如在与梁实秋的论战中，鲁迅在“左联”刊物上发表《硬译与文学阶级性》等大量杂文；除写文章外，鲁迅还为“左联”编辑杂志，如1930年4月创办的《巴尔底山》， 1931年1月出版的《前哨》，以及1931年12月出版的《十字街头》， 这些都是鲁迅主编的“左联”主要刊物；另外，鲁迅还花了大量时间，为联盟的青年作家看稿件，写序言，推荐及协助发表和出版作品等等。鲁迅虽不主张“左联”参加游行，贴标语等这些易于暴露目标的公开活动，但对于因这些活动而牺牲的青年作家却寄于深情。他主动参加“左联”领导组织的这些活动，如出版《萌芽》纪念刊，抗议“左联”5 烈士李绋森、殷夫、柔石、冯铿及胡也频等被害，此外还在金钱上尽可能支持“左联”的革命活动。总之，从“左联”成立至1932年上半年，鲁迅同“左联”的关系是和谐的。他同潘汉年、冯乃超、冯雪峰等3 位党团书记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只是到了1932年底发生了《文学月刊》事件之后，鲁迅同“左联”领导层的矛盾才爆发了。 “文学月报”的风波 1932年11月，由周扬（即周起应）主编的“左联”主要刊物《文学月报》1卷4号，刊登了芸生的长诗《“汉奸”的供状》，其中多行出现了辱骂、恐吓，甚至是下流污秽的语言。其中如：穿着江北苦力的衣裳——倒也像，只是皮肤白一点……你这汉奸——真是混账——当心，你的脑袋一下就会变做剖开的西瓜……”此长诗鞭挞的对象是胡秋原。胡氏在“文学革命”的论战中，曾以“冰禅”的笔名，发表了《关于文学革命论》的论文，不同意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左翼作家关于“一切文学都是宣传”，是“武器的艺术”，是“阶级的武器”，认为“伟大作家的不朽之作，不在于装入了一个‘革命’的模型，尽在于体现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实际上，胡秋原是支持鲁迅的。而鲁迅的观点，并非反对“革命文学”本身，所指向的恰是芸生长诗中所使用的辱骂和恐吓的这些创作方法及其作品。鲁迅对“左联”刊物登载芸生的长诗深感不满，于是便给周扬写去了一封信，这即是那篇《恐吓和辱骂决不是战斗》的著名杂文，摘引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