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增刊出版 1947年11月到1949年3月，台湾《新生报》副刊《桥》上， 发生过一场关于台湾新文学的热烈讨论；这是台湾新文学史上一场不该遗忘的文学论争。论争涉及到台湾新文学发展中一系列重大的问题。不幸，这场争论惨遭国民党反动当局镇压而夭折。岁月流逝，史料尘封，后来者渐渐遗忘了这场争论。先是国民党反共体制的箝制，人们无缘重读史实。后来又遭逢“台独”势力的刻意歪曲和欺骗，人们还是难以见识这次争论的本来面貌。80年代，“台独”派的“文论家”掌握了这场争论的资料，却秘而不宣，有意隐藏下来，妄图湮没这一段历史，万幸的是，近年，一些渴望统一的台湾思想界文学界人士，多方努力，重新发掘了这些珍贵的史料——计有杨逵、骆驼英等26人共41篇论文，另有相关的文章9篇。现在，这些珍贵的史料，已由陈映真、 曾健民辑集为《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增刊，于1999年9月，交台湾人间出版社出版。 这份增刊，封面上印下了这样的文字：“一场被政治挫杀的台湾文学问题议论文集出土！”“修补台湾战后文艺思想史缺佚的篇章”，“台湾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要文献”，“突破历来的政治抹杀·全面改写台湾文学史篇”。这，自当引起我们大陆同行的极大重视。 《桥》的风云突变 1947年2月末，台湾爆发了震惊世人的“二·二八”起义。3月初，起义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残酷镇压。顿时，全岛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就在这时，这一年的夏天，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江西人史习枚，从上海来到台湾，8月1日接任《新生报》副刊主编。他将副刊改名为《桥》，并以“歌雷”为笔名活跃在台湾文学战线上。 1947年11月7日， 《桥》副刊发表欧阳明《台湾新文学的建设》一文，提出了关于台湾新文学的历史和建设台湾新文学的一系列问题，拉开了这场争论的大幕。三个多月后，《桥》副刊又发表了扬风、杨逵、史村子、林曙光、叶石涛、朱实等人的文章，以为呼应。与此同时，编辑部还举行了多次作者茶会。歌雷整理了第一次、第二次茶会的总报告，以《桥的路》为题，也在《桥》上公开发表。两次茶会上的发言者，计有杨逵、吴浊流、林曙光、吴坤煌、孙达人等20余人，话题也十分广泛。后来茶会还曾巡回举办，《桥》副刊还选发了萧狄在彰化茶会上的报告。 同年5月10日，彭明敏在《桥》上发表《建设台湾新文学， 再认识台湾社会》一文，彭明敏批评了雷石榆在此前发表于《桥》的《女人》一文，提出了台湾在日据时期所受“奴化教育”的评价问题，引发了不同意见的争论。雷石榆作了答辩。争论还由阿瑞的《台湾文学需要一个“狂飙运动”》而引起。雷石榆著文《台湾新文学创作方法问题》，呼应了阿瑞的观点。扬风则著文《“文章下乡”谈展开台湾的新文学运动》批评了阿瑞的主张。雷石榆又著文《再论新写实主义》，批评了扬风的误解和妄评。争论中，雷石榆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的新写实主义论引进台湾，并引发了讨论。从这往后，直到1949年3月7日，《桥》继续发表文章争论。其中，骆驼英的长篇论文《论“台湾文学”诸论争》，实际上是从理论上对这场论争作了总结。 论争中，《中华日报》的副刊《海风》还在1948年5、6月间发表了有关文章，参与了在《桥》上展开的这场讨论。 不幸的是，正当这场论争热烈、广泛地进行的时候，1949年4月6日凌晨，国民党反动当局在台北进行大逮捕。反动军警一路去台大宿舍、师院宿舍。台大学生、参与这场讨论的孙达人、何无感（张光直）被蒙上双眼逮捕下狱。另一路，按黑名单逮捕社会人士，歌雷、杨逵落难。风云突变，“《桥》塌陷了”，一场有关台湾文学的争论被迫降下帷幕。 争论 欧阳明在《台湾新文学的建设》一文中明确阐述了他的看法： “台湾文学始终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战斗的分支，过去50年事实证明是如此，现在、将来也是如此。”“台湾新文学的建设的问题根本就是祖国新文学运动问题中的一个问题，建设台湾新文学，也即是建设中国新文学的一部分。” 台湾文学适应台湾人民抗日斗争的需求，创造出新内容新形式新风格的台湾新文学，是“台湾反日民族解放运动使台湾文学急骤的走上了崭新的道路”。赖和、朱点人、蔡愁桐、杨逵、吕赫若等人创作的文学作品，是台湾新文学的主流。 台湾新文学的目标是“继承民族解放革命的传统，完成‘五四’新文学运动未竟的主题：‘民主与科学’”，而“这目标正与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不谋而合地取得一致。”“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路线”，也是“作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环的台湾新文学建设的方向”。 欧阳明还支持赖明弘用白话文写作的主张，认为如果创设了另一种台湾语文，势必阻碍台湾与祖国思想文化的交流。 在文章的结尾，欧阳明呼吁：“台省的文学工作者与祖国新文学斗士通力合作，”团结一致。 这以后，可以说，直到1949年3月的讨论， 都是围绕着这些内容展开的，只是更为具体、更加深入了。 关于台湾新文学的源流问题，大家都异口同声地支持欧阳明的观点，但由此，又就“台湾文学”、“台湾新文学”称谓的理由及台湾新文学的特殊性和建设方向进行了深入的讨论。钱歌川认为，“台湾文学”、“台湾新文学”之称谓有语病：既然同属中国文学，“语文统一与思想感情又复相通”，因此“谈建设台湾文学某省文学”实无必要。对此，多数人都不同意。杨逵在《“台湾文学”问答》一文里写道，台湾有其特殊性：其一，日据50年，使台湾社会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发生了不同于祖国大陆的变化；其二、日据50年，使台湾文学“荒芜”了；其三、日据50年的分离与殖民地化，造成祖国两岸的隔阂与误解。台湾光复、回归祖国后，又因“国府”的劣政，扩大了这种隔阂与误解，形成了“澎湖沟”。提出“台湾文学”、“台湾新文学”，正是要反映这种特殊性，从而消除“澎湖沟”，取得与祖国的一致。在“台湾新文学”的建设方向上，讨论取得了共识：由于台湾社会实际情形和祖国相比的差异性，决定了文学作品思想内容上的特殊性。不跨越这个特殊性，正是是希望“从特殊性的适应里，创造出无特殊性的境地。”1949年3月7日，吴阿文发表文章《略论台湾新文学建设诸问题》，对这个问题做了总结。他认为，台湾文学的“特殊性”和“全体性”是一个事物的“两面性”，二者“有互相连系的紧密关系”。台湾新文学是整个中国新文学的一部分，“中国新文学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学，是‘人民’的文学。当然台湾的新文学，也就是这样性质的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