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0）05-0079-04 假如从黄小配（世仲）为代表的香港“谴责小说”算起，香港白话小说已经有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历史。假如从1921年刊于《双声》杂志上的黄昆仑的《毛羽》和黄天石的《碎蕊》算起，香港白话新文学也已经有了近80年的历史。由于种种原因，香港小说的发生、发展及其独特面貌尚未得到充分的了解和准确的阐述。在拙著《香港小说史》的《绪论》（注：《香港文学》第167、168期连载， 又见《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中，曾论及都市与乡土、通俗与严肃、南来与本土、现代与现实等几个侧面，但限于体例和篇幅，仅能浅尝辄止，未能充分展开。现特就香港小说的都市性和乡土性问题稍作发挥，以就正于广大读者与大方之家。 一、香港小说的都市性 20年代是香港白话新小说的萌芽期，其时的都市特征已有了相当突出的表现。 第一，从创作题材上看，涉及了都市生活的诸多方面。黄天石（杰克）、侣伦、谢晨光、张稚庐、张吻冰（望云）、岑卓云（平可）、黄襄（谷柳）等香港小说“开国元勋”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都市生活的写照。正像上海都市小说家叶灵凤在推荐谢晨光的短篇小说集《胜利的悲哀》（注：上海现代书局1929年版。）时所说的那样：“凡是老读《现代小说》的人，大约都知道谢晨光君的。作者是一位寄居在香港很倾心都市生活的青年作家。文笔很细腻，创作题材大概是恋爱的悲哀。文章的描写虽然有很多地方不很紧凑，但是像朝雾中草上的露珠一般，你不时可以遇到一些可喜的地方”。“电影院、跳舞场、咖啡座，几乎是作者专用的一些背景”（注：上海《现代小说》第3卷第1期书评栏。）。 《胜利的悲哀》共收入五篇小说，大都写于1927年，它们有资格代表萌芽期香港小说的都市性。比如《剧场里》，对都市青年男女的心态刻划相当细腻。书信体小说《心声》写了一个“第三者插足”的爱情悲剧，颇为委婉曲折。 小说的都市性早在1924年7月1日出刊的《英华青年》（注：主办者为港岛英华书院基督教青年会，现仅存第1期， 详见拙文《〈英华青年〉与香港新小说的萌芽》，《香港文学》1997年第2期。 ）中便初见端倪了。该期刊登的五篇白话小说，写的都是都市题材。比如，《一个学徒》（黎利尹）写的是一个丝绸庄学徒——16岁的童工宝云的屈辱生活。在整个中国现代小说中，这是较早接触学徒、童工题材的一篇。《悔》（沈锡瑚）既刻画了少年伯芸家庭破产后的无依无靠，也揭露了他的商人舅舅成了暴发户之后的吝啬、绝情、忘恩负义。《既往不咎》（沈锡瑚》则写了一个不好好念书的学生的故事。 至于1928年创刊、被誉为“香港文学第一燕”的《伴侣》中的32篇小说作品，其都市题材更得到了进一步的开拓，仅就其婚恋题材而论，就相当丰富多彩。比如，有的作品写到了穷困对爱情的摧残，如画眉的《晚餐之前》（第2期）；有的作品写到了社会恶势力对爱情的扭曲， 如盈女士的《春三与秋九》（创刊号）；有的写到了宗教对爱情的影响，如张吻冰的《重逢》（第8期）；有的作品， 如画眉的《雨天的兰花馆》（第3期）、小薇的《嫉妒》（第7期）、 张稚子的《嗜酒者》（第8、9期连载）写的是婚外恋；有的作品写的则是“爱情游戏”， 如爱蒂的《彭姑娘的婚事》（第6期）写的是男性无良， 侣伦的《殿薇》（第6期至第9期连载）则刻画了一个同时玩弄三个男性的交际花殿薇。十分耐人寻味的是，《伴侣》还专门举办了一次“初吻”征文比赛，应征者达274人之多。编者从应征的作品中，选发了12篇， 编成了“初吻”专号，这就是《伴侣》第5期，并颁发了奖金90元。 正像凤妮在《初吻之分析》中所说的那样，这些作品“表现着近代的都市的色彩”。也许值得一提的是，稚子的《春之晚》（第7 期）写了一个中老年妇女鹿妈改嫁的故事，鞭笞了阻挠她追求晚年幸福的女儿和邻人。显而易见，这篇作品不仅在香港，即使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中，恐怕也是最早触及“黄昏恋”题材的。 第二，有些作品迅速反映了重大的政治事件和社会变革。最突出的例证是《英华青年》上的《父亲之赐》和《伟影》。 邓杰超的《父亲之赐》是直接反映“五四”爱国运动的，文前《按语》写道：“这篇是我从前的旧作，因为五四风潮，痛恨曹陆章三人卖国而作。”小说主人公“我”是一位热血澎湃的爱国青年，但也是一个“卖国贼的儿子”。这样一种特殊身份，决定了他内心的极度痛苦。他在悲愤地控诉了自己的“卖国贼”父亲之后，这样向同胞谢罪：“亲爱的同胞呀！我便是那卖国贼的儿子，如今一死自了，代他向你们谢罪……”然后，他从一个被国人打死的外国侵略者的枪上，取下刺刀刺胸自尽了。即使在“五四”当年，用小说写出的这种爱国主义壮歌也是不可多得的。 用小说形式最早反映蔡锷讨袁之役的，恐非谭剑卿的《伟影》莫属。让人惊异的是，《伟影》反映得如此及时，又如此正确，这不能不说是香港文学史上又一篇引人注目的佳作。 这种优良传统其实可以溯源到以黄小配为代表的香港“谴责小说”。黄小配是辛亥革命的先驱者之一，他既是革命家，又是小说家，因此，他的《廿载繁华梦》、《洪秀全演义》、《袁世凯》等小说作品都可以说是重大政治事件和社会变革的艺术化。文艺不应从属于政治，更不应该堕落为政治的传声筒和留声机；然而，艺术地反映政治，却是艺术家责无旁贷的崇高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