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教授从推出《文化苦旅》之后,声誉日隆,颂扬四溢。相继而出的《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和频繁的社会活动,使他成了被全国大小媒体争相追逐的文化明星。与此同时,学术文化界对其为人为文的批评和非议也接踵而至,并日益增多、日渐深化,一下子把余秋雨教授从波峰推到了浪谷。这些文章有的措辞尖锐,充满火气,有的运文平稳而入木三分。赞颂与批评的对应、交错,形成了可称之为“余秋雨现象”的一道独特又热闹的文坛风景线。 这些批评和争论,大体上可分为四个方面:一,对余秋雨散文中学术“硬伤”的批评和反批评;二,对余秋雨“文革”中参与写作班子历史的反思;三,对《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紧急文告的反响;四,对余秋雨今夏长沙岳麓书院讲学风波的报道和议论。 对余秋雨的批评起自对他散文中的学术“硬伤”(如:在《十万进士》中把本日进士的王维、贺知章“点了状元”之类的常识性错误)的指责。最初指出“硬伤”的是李书磊、高恒文等人,继之吴海发发出了《致余秋雨教授的一封信》。高恒文在《突兀之语何其多》中,从余秋雨的“文体”论及“硬伤”:“《文化苦旅》中学问的‘硬伤’之多,实在令人难以想象是出自一个名家之手。”指出《洞庭一角》中将范仲淹被贬的年份搞错,把范的“借湖写楼”说成“借楼写湖”;怀疑余有否弄清楚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时实际并未亲临岳阳楼。高又在《学者的架子》一文中指出余先生《吴江船》中一段50字的句子至少有三处常识性的差错。鉴于余秋雨在《山居笔记》的长序中对高的批评采取“避实就虚的策略”,高又著文予以批驳。吴海发指出《山居笔记》中的“硬伤”:一,把古代选拔人才的考试一律称为科举考试,而不分县试、乡试、会试、殿试,说明余先生对古代科举的基本概念模糊不清,以致出现了秀才进京城会试的错误。二,引证古代典籍例证,很欠缺逻辑上的说服力。三,笔下随意渲染,以致失实。 另一些学者则从整体上批评甚至否定了余秋雨的散文。刘丽明在《不放心的文化之旅》中说,“余先生作文……基本的套路,是以地理之奇为悬念,来作他文章的眼,以历史之奇为准线,牵来各种故事跌宕起伏去穿那个眼,历史、地理这么一相乘,乘出来的就是奇而又奇的余式散文新景观了。这景观的时髦程度,别的不用看,只看祖国大地上建了多少类似的景观就知道了——那些有古装人物在其中穿插表演的唐城宋城,一度的效益是很可观的。当然仿古的假城,和余教授的学问还是不同的,仿古的东西多少令人放心一些,因为你不会认为那是真的,余教授的学问就是真假难辨”。韩石山《余秋雨散文的缺憾》说,把余秋雨的“散文起了个高贵的名目,叫‘文化散文’似乎先前的散文都是没有文化的”。他引用余秋雨的《道士塔》对王道士用白灰水涂佛像的描写后指出:“这哪里是写散文,分明是写小说。若老一辈学者,写到这些地方,有史料,就引用史料,若于史无证,断然不敢这样下笔,因为那些洞窟里的雕像,固然有被涂了石灰水的,可你凭什么说就是王道士做的?为什么不是多年后一个李道士,或者说是当时政府为了保护雕像不被风蚀而特意涂上去的。——是想象,是推测,也得说在明处,别把什么都说成是真的,就像亲眼见过似的。”“他的这些散文,就是当作史论写的,比写史论更难的是,他还得编造莫须有的情节,还得使整个文章像艺术的创造。……说白了,余秋雨的散文原本就不是什么创造,不过是一个还有些才气的读书人的精心编撰。时间一长,就陷入了自己制造的模式之中,难以摆脱,也就难以为继。宣布搁笔,算是一种最体面的逃遁。”(余秋雨不久前曾说他不再写这类散文了。)汤溢泽在《〈文化苦旅〉:文化散文衰败的标本》中作了更全面的抨击,指出《文化苦旅》是靠“传播媒介的,乃至秋雨本人欲盖弥彰式自我包装等把他打扮得金光灿烂”的。“充其量也只是一位业余散文爱好者摆弄现代汉语的词藻而步入一条媚史之路。”“文虽美,但作者文字功夫并不甚佳,如有‘来回徘徊’之类地道的病句……作者所走的组装历史与文学之路上有时犯了阉割历史的错误”;“跌入了纯粹搬弄现代汉语中的华丽词藻+古董儿的味道单一的、反胃的沟壑。整个一本《文》书都是陈年白酒(如古代古文化)与当今矿泉水、自来水(如优美的语句、感叹)掺和的产物,所有这些,把《文》一书定格为当今散文界典型衰败的标本”。裴文以《〈山居笔记〉剥皮》为题作文批驳余秋雨:一,作者的住处是高阶人士云集的“高尚住宅区”。即使如他本人所说的“常常离开城市,长途跋涉,借山水风物与历史精魂默默对话”,住的恐怕也多是星级以上规格的酒店。而“山居”一词,蕴含着清贫、遁迹、与世无争般的清净无为。《山居笔记》如更名《度假笔记》则符合实情,更无欺世盗名之嫌。二,一本十来万字的书,一篇自序竟达两万五千余字,千描万绘的只揭露一个严重的事件:余秋雨的书无数次地被盗印了。长序中也巧妙地夹杂了其他一些重要信息,如:作者曾和哪些名流前辈坐在一起吃过饭或通过电话;作者的书又在台湾获得了什么最高奖;作者被请到哪些城市哪些大学作了演讲;谁又写了一本研究余秋雨散文的专著;甚至巧妙地透露:“我猛然想起,台湾出过一本书,叫做《到绿光咖啡屋听巴赫读余秋雨》,”让别人知晓余秋雨的名字竟能和大音乐家巴赫平起平坐。专著紧接着提醒我们:“人民日报华东版发表一则报道,台湾版《山居笔记》已名列海外华文排行榜第二位,仅次于日本大江健三郎的《性的人》。”噢,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是第一名,而第二名就是余秋雨了!三,余的文章太缺乏个人观点,而文章中所做的工作,仅是将古代不同的时期所发生和记录的一些事件、观点、制度、传闻、诗句等又重新摘抄一些,归纳一下,攒在了一起。倘若如此这般便是好文章,天下的文人岂不是各个都成了文豪了呀?批余文章中措辞最为尖锐、否定得最为彻底的,莫过于王强了。他在《文化的悲哀:余秋雨的学问及文章》中说:一,“单凭余秋雨不通外文(有人说明余是很通外文的——综述者注)而又大谈戏剧理论这一点,笔者对余秋雨的治学态度及学问功底就不敢恭维”。二,“此书(《艺术创造工程》)清楚地表明,余秋雨已不能进行扎实的学问研究了……在《文化苦旅》中,余秋雨放弃了最起码的学术理性,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情绪化生物”。三,“他的‘文化散文’,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对现代学术的一种嘲弄,是学术文化的一次倒退”。四,“余秋雨唯一的‘现代’气息是他所用的时髦名词:‘文化指令’、‘消解’、‘文化生态系统’、‘人文人格’、‘人生范式’”等等。五,“在所谓‘艺术体验’的幌子下,余秋雨对人类的理性思维大肆践踏,把学术研究变成了三流诗人的呓语”。六,“在余秋雨笔下,人类的思维被弄得支离破碎,真成了‘文明的碎片’”。七,“虽然他经常把‘人类学’三字挂在嘴上,但他的文章表明,他根本不懂什么是人类学,更谈不上用现代人类学的方式研究地域文化”。八,“余秋雨的散文,是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混合物,而这种思潮又是被人唾弃了的”。九,“在余秋雨的散文中处处看到一种很吃力的‘作’的痕迹……余秋雨常把一些小事无限上纲上线,提高到匪夷所思的地步”,“余秋雨这类散文的风行,正是中国文化沉沦的象征”。 王强的文章和上述几位对余秋雨的批评,立即引起了不同意见。杨长勋、林连德、燎原、安波舜、孙勇进、田崇雪等人的一些反批评文章指出:王强这样的谩骂不是学术的批评;并对“持文化冒险立场者欲拿文学界又特别是某些作家开刀深表忧叹”,有的认为文章中有些“硬伤”无伤大雅,“重要的是一个作家一部有益作品如果能传播到、或最大程度地传播到荒芜蒙昧的角落,他就应该像布道的牧师一样得到尊重”,既然有“几十万、上百万的公众选择了一个作家,前提是那个作家的书起码不是本坏书”。 许多著名的作家对余秋雨在“文革”中参与“写作班子”这段他始终讳莫如深的历史以及他平时的作为,提出了责疑。李国文的《犹大之悔》没有点名批评余秋雨,但明眼人从措词激烈程度可以看出是有所指的:“这里,我们可以悟到小人的厉害,不在于他做坏事,而在于他做了坏事之后,手上的血、屁股上的屎,统统擦得干干净净,吃人不吐骨头,丝毫不留痕迹。君不见那些在‘文革’中的大小笔杆,不是进写作班子,就是进野台班子,在那里摇尾乞怜、讨好卖弄者,二十年过去了,有谁站出来承认自己的过错?NO!有谁哪怕表示一丝悔意?也是NO!而现如今,一个个在文坛,在学界,在文化圈子里,作学者状,作泰斗状,作指点迷津状,就是没有一个敢回过头去,审视一下那段‘不幸’成为小人的路。”谢泳的《正视自己的过去》则有感于邵燕祥在他的新书《人生败笔》中敢于将自己的过去真实地袒露给世人,从而列举事实点名批评余秋雨“不敢正视过去”。沙叶新的《“书生”及“梁效”评议》也没有点名,只对“文革”的文化现象和知识分子的人格表现作出了深刻的分析和思考。沙叶新说:“类似梁效这样的政治怪物……可惜至今都无个案的剖析和群体性的考究,其中障碍之一是文革史学者对此项研究的意义远远认识不足,深入研究梁效、石一歌等文革遗产,对中华文化品格的重建,对中华知识分子精神的重塑,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历史教训是巨大的精神财富。” 随着余秋雨的名望日增,余发现他的书被盗版越来越凶。今年年初,余秋雨以紧急文告方式在多家报纸愤然发布《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文告强烈指责说:“近几年来,我已有一个经验,凡有新的盗版本出笼,报刊间一定有几篇用极夸张的口气批判我的文章相配合;反过来也一样,一见特别怪异的批判文章,立即就能在书市发现新的盗版本。这已经被反复验证了十几次,屡试不爽。这次一下子冒出那么多盗版本,正如所料,又兴起了一个批判潮,同样的文笔和口气,同样的炫耀和训斥,同样的挖苦和忌恨,而且同样,又不断地更换着一个个化名。这样做的行为模式不难解读:正要奋力追抓盗贼,突然横向里冲出来两个蒙面人,拦住被盗者说有重要的历史问题需要盘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