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为何要向余秋雨发难呢？ 余杰：我的文章不是针对余秋雨本人的，而是想通过他这个个案分析来探讨中国知识分子的局限性。实际上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很早，我大概在半年以前就写了。但完成之后，投到几家报纸都不敢发，所以这次就收到了自己的新书里，作为一篇重头文章。 《余秋雨现象批判》等几本书的批评没有批到点子上，没有真正的力度。我觉得我自己这篇文章比他们一本书的分量都要重。 问：文章中有缺憾吗？ 余杰：假如有的话，那就是材料搜集还不是很充分，因为当时的写作材料还有很多。 问：你能保证这些材料全都是真实吗？ 余杰：文革史不是我的研究方向，但是我对这个时代很感兴趣，也听了一些这方面研究者的意见。而且目前因为这些材料是一手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立论是板上钉钉。 问：有一个问题你想过没有，假如说余秋雨真是那么坏的话，怎么会稳稳当当在文革结束后还当上了上海戏剧学院的院长？ 余杰：其实这也是我在研究文革中所提出的问题，为什么说他是“才子加流氓呢”，就是他在什么政治环境下都“红”。其实这个问题不成立，因为不仅是他，知识界很多热门人物都有相同的经历。而且正是这样的事情让人更气愤。 其实我在书中也说了，我不是有意要揪住他的那段历史不放，假如我生活在那个时代，我可能也会妥协，写那些文章。关键在于二十多年之后，文化界还有包括他在内的这么多人不反思，我想要的就是一个他们反思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