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关于文革的经历你好像很少做正面的反思？ 余秋雨：如果用强迫的方式要别人对自己的行为作出思想结论，而强迫者又没有搞清楚行为的真相，那么缠来缠去，争执不休，反而把反思这件大事降低了、庸俗化了。总有一些人至死不肯反思自己的罪行，但只要理性群体深入反思了，中国就有希望。 如果就具体经历讲，我和我的家庭在文革中的经历真可以说是悲惨之极，远远超出那些年轻评论家的想象。其实上海戏剧学院的教师没有一个不知道，文革初期十九岁的我，是全院第一个领头写大字报反对造反派的人，结果造反派掌权以后，承受了长时间的批判和侮辱。我没有向他们有过一丝一毫的屈服，他们曾经威胁要与我父亲单位的造反派联合起来抄我的家，如果这样的事真的发生了，我可怜的祖母和母亲可能很难活得下去，但我也没有因此向他们求饶。只是文革结束后，我做了院长，觉得很多责任不能完全让他们来承担才原谅了他们。 我的这种经历在当时的中国千家万户都经历了，不足为奇，但确实是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所不知道的。现在的年轻人要重新批判文革当然很让人高兴，但无论如何，不要凭一时意气随便论断、“浪漫推理”，结果很容易造成根本性的颠倒。 有时候，想起来文革的痛苦，我都有要号啕大哭的感觉，他们现在说这些话的人是无法想象当时我受了多少苦，又经受了多大的考验。有些年轻人认为我不大谈文革，是因为不敢谈，而我倒是因为受苦实在太多，怕在反思中掺入太多个人的情绪，所以我有计划稍稍等几年，等个人痛苦再沉淀一阵，好好写一本回忆录。 问：那为什么这些年别人从相反方向问起这些事的时候，你一直避而不谈？ 余秋雨：正因为是相反方向就没法谈了。 问：但如果这些年来说了这么多不确实的话，为什么你没有表现出愤怒？ 余秋雨：再闹下去我就要愤怒了。但这愤怒并不是针对个人，而是，为什么这样一件未经确实的事情会闹到今天这个地步？中国人际关系似乎有这样一种力量，只要一个人稍稍有一点名气，他们就会找到任何一个缝隙把他灭了。我们的文化结构怎么会是这样的？ 法兰克福学派中一位大师要求负责的批判者要有一个对基本事实的了解，而且是整体了解，而不是未经诠释的“传言真实”和“文本真实”。余秋雨还活着、余秋雨当年的许多同事还活着，余秋雨的单位今天也还在，需要做一些起码的准备工作。这些是不难做到的。 实际上我忽然想到我们有时候对古人的评价会不会有同样的问题，幸好我还活着，记忆力还好，依然有写作、说话的能力，并且事情过去还不算太久。请所有的人拿出证据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