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先生：您好！ 我还在“千禧之旅”途中。回国后接到的电话多数都提到大作《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今天又有一位记者远道送来了复印件，拜读了。大作的标题是第二人称的问句，我理应作个回答，也感谢您给了我一个机会。 细读大作，您要我忏悔的其实就是两点，一是“石一歌”，二是《胡适传》，然后归结到整体表现。略作说明如下： 一、把“石一歌”说成是我，搞错了 也是事出有因。林彪事件爆发，我们从军垦农场回城，学院的造反派头头被逮捕，毛主席下令复课，教师回到工作岗位，全面编写教材，我这个一直被造反派批判的人也被学院军宣队分配到一个各校联合的教材编写组，工作地点在复旦大学学生宿舍十号楼的103、104室。当时这幢楼里同样的教材编写组有二三十个，我去的那个组编鲁迅教材，组长是华东师范大学的陈教授，副组长是复旦大学的吴教授，都刚刚从“五七干校”劳动回来。又有一个核心组，除他们两位外还有新入学的一些工农兵学员，当时工农兵学员的口号是“改造学校、领导学校”。我们几个被领导的组员都是各个学校的教师。教材组属中文系总支领导，但在市里都归市写作组管，统称“写作组系统”，这个系统很大，可能把现在的宣传部、教委、社科院、出版局、文联全都包罗进去了。真正的写作组很小，大多是“文革”初期的老人马，加上后来的一些工农兵。曾有一个联络员到过我们的教材编写组，但他也不是写作成员，借调来的。教材编写组人员变动很大，吴教授很早走了，不久我也离开了。 到我一九七三年下半年离开，这个教材编写组编印了《鲁迅小说选》和《鲁迅杂文选》各一本，署名是“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编”，我参加注释《祝福》；写了半本《鲁迅传》的草稿，还没有印，我参加了其中鲁迅在广州一段。这个教材组里的几个工农兵学员和他们的同班同学写过一本给小学生看的《鲁迅的故事》，署名“石一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署名。 我离开后的经历因与这个教材组无关，留得以后在自传中细说。只是后来听到，在我一九七五年生肝炎养病之后，署名“石一歌”的应时文章不少，不知是谁写的，写了些什么。我因多数在故乡山间，无缘读到。估计会写两个方面，响应“批林批孔”和“评水浒”，这都可牵涉鲁迅。这些文章在“四人帮”垮台后当然都受到过清查，什么结论不清楚，据我判断不会太严重，因为在写作组系统它无论如何是一个很外围的笔名。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刚垮台不久我倒是喜剧性地用过一次“石一歌”的名号。在那最紧张的十月，有一个鲁迅代表团要去日本访问，鲁迅儿子周海婴先生也在里边，原定的团长是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但他问题严重，照理不能去了，却一时无法向日本解释。上海警备区司令周纯麟少将临时掌管上海大局，派了两位先生来找我，说从一些干部子弟那里知道我的思想倾向，要我随团出去起“阻止”作用，一是阻止朱离队出走，二是阻止朱离开讲稿发言，并规定代表团一切讲稿都由我起草。但我以什么身份参加？一不是写作组成员，二不能在办手续时用上海戏剧学院的证件又号称复旦大学中文系鲁迅教材编写组，两位先生犹豫了一会儿决定，用暧昧的“石一歌成员”的说法。出去了十二天，回来接受我汇报的已是新上任的宣传部长车文仪先生。 总之，把“石一歌”说成是我，是不对的。没想到这两年因我的关系，“石一歌”居然逐渐提升到与“梁效”、“丁学雷”、“罗思鼎”并列的地步，我不知说什么好。 二、《胡适传》为何只有一个头？ 作为鲁迅著作教材的参考资料，需要整理几个有关人物的“生平小记”，分配我和另外一位先生整理胡适。当时读不到胡适的任何书，无法写生平，只有一套解放后胡适批判运动中出版的《胡适思想批判集》一至八集，郭沫若先生题签，里边是几乎所有留在中国大陆的文史专家们写的批评文章，因此所谓生平小记全是从里边摘抄的。这份东西后来怎么拉长，由谁修改，为什么作为文章发表，发表时为什么用了我的名字，完全不知道。曾问过一个姓邓的老编辑，他说：“毛主席号召大学要恢复学报，又要求学报上用一些真名。我们缺少稿件，这一篇主要是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编写组的一些教师修改的，但他们互相之间关系太复杂，用你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吧，可惜你的名字也像笔名。”我说：“我没有任何条件研究胡适，这篇是抄的，我不会再写了。”因此，这个所谓的“传”，只有一个头，再也没有下文，至少没有写到共产党最不喜欢胡适的那些事情。这样的文章对胡适先生当然是不公正的，但说当时产生多大影响，我不大相信。至少没有读者来问为什么开了一个头就没有了下文。如果说这篇文章被上面看中过，那他们为什么不下令继续写下去？ 另一篇您提到的《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轶文》倒是我看了《中山大学学报》上的讨论文章主动写的，因为我查核《鲁迅日记》等材料可考定这篇未见于《鲁迅全集》的文章确实出于鲁迅手笔。但编辑部觉得太学术，在前前后后加了很多政治性的陈词滥调，这是当时惯例，但我由此决定不再在那里写文章。 在“文革”期间，除了这两篇，我还写过两篇农村题材的散文。 从您的批判中我看到一种有趣的时代性隔膜，您用现代的作者署名权、发表权、修改权、定稿权概念，寻找文句与署名之间的直接对应关系。其实在那个年代除了极少数特例，是不存在这种对应关系的，所以才要花几年时间仔细清查。清查结果证明，大量需要真正负责的人，没有一个署过真名。 三、提点异议 看到大作中建立起来的“余秋雨＝石一歌＝写作组＝一朝红人＝“文革”余孽＝文化流氓”这一个快速推进逻辑，我不仅没有生气，反而笑起来了。恕我直言，这让我想起了“文革”中大行其时的“捕风捉影、无限上纲”。当时的中国，为什么转眼出了那么多叛徒、工贼、特务、内奸？我参与过后来的平反工作，反复思考过大量“专案组”所建立的逻辑思路，以及这种思路对所谓“材料”的运用。当时的“专案组”要被害人按照这个思路来忏悔，但我相信全中国没有一个人获得通过。我在“文革”中代父亲写的忏悔至少长达五十万字，深知其间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