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余秋雨现象”仅仅是一个个案，它背后所蕴含的人文意义，早已经超越了余秋雨这一具象的生命个体，而具有了一种普遍的“共性”。我希望通过对这一个案的分析，透视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缺席与独立意识的沦丧，并寻找出一条精神重生之路。 历史拷问与灵魂拷问 在余秋雨的一系列“文化大散文”中，始终贯彻着一个鲜明的主题：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问。……历史是走向未来的阶梯，忘却了历史，也就丧失了通往未来的立足点。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余秋雨在90年代初这一特定的时刻，把“历史”作为自己思考的核心材料，对历史进行一场艰辛的“反刍”，无疑是一种相当明智的选择。 ……在余秋雨的笔下，反复出现了许多悲剧事件与悲剧人物。在悲剧人物当中，尤以读书人为其关注的重心。余秋雨在拷问历史和历史上的人物时，的确显示出“下笔力透纸背”的功夫。然而，正是在这一面表现得太突出了，另一面就显得失衡了——1949年以后的历史在何方？作者自己在何方？ 我在余秋雨的散文中，很少读到他对1949年以来的历史的反思，很少感受到他有直面自身心灵世界的时刻。两个巨大的“空洞”导致了我对余秋雨散文的怀疑。…… 一面重，一面轻，结果自然是天平失衡。真正的拷问者，自己也应当同是受拷问者。由于“受拷问者”身份的缺席，使得余秋雨散文本来能够达到的思想力度严重被削弱了。历史出现了断裂，人格出现了断裂。 高贵的形象并不是通过对自身的遮掩来确立的。尤其在文学领域，伟大的作家们往往都具备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真诚”——真诚地向作者袒露自己的心灵，包括自己心灵中的善和恶。俄罗斯大文豪们，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无不是将自己的罪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对自身恶行的暴露中，完成对自我的深刻反思和批判，从而走向灵魂净化之路。让读者认识到自己不是圣人、不是完美的人、不是他们想象中的人，这不仅不会损害他们的高贵，反倒成就了他们的高贵。所以，我认为，在余秋雨的作品中，自我灵魂的缺席，并非简单的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社会形象，而还存在着更加深刻的原因。就连郁达夫也勇敢地袒露自己被欲望所淹没的风月生涯，那么余秋雨究竟要掩饰什么呢？难道他还存在着比这更难以直面的往事吗？…… “文革余孽” ……当年，余秋雨所效力的《学习与批判》杂志，由张春桥、姚文元所控制的“上海写作组”直接管理。这个写作组威震南方，与北京的“北京大学大批判组”和“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三足鼎立，一时间，呼风唤雨，指鹿为马，无所不为。上海的御用写作班子以“石一歌”为笔名发表大批判文章，所谓“石一歌”者，意思是11个人。（当然，由于前前后后人事方面的变动，“石一歌”的人数并非严格意义上的11个人。）这个笔名与北京的“梁效”有异曲同工之妙。（“梁效”者，“两校”也，即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余秋雨少年文章，名动公卿，当然也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于是，两个巴掌一拍即合，他成为“石一歌”中最年轻的、“立场坚定”、“有一定理论水平、斗争经验、分析能力和写作技巧的、有培养前途的革命青年”。据若干余秋雨当年的同事透露说，他在写作组中的态度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因为他的出色表现和突出成绩，他深受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青睐。如果不是毛泽东的去世和文革的结束，余秋雨也许会走上一条类似于姚文元的飞黄腾达之路——他写作大批判文章的才华并不比姚文元低，假如被领袖看上，定然青云直上九千尺。 我重提这段往事，并不是故意与余秋雨先生过不去，或者抖出他人的隐私来给今天的人们好看。当年参与文革写作组，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我想，作为一个入世不深的青年知识分子，多多少少都是可以原谅的——……我认为，过分地在道德上对逆境中的人的选择苛求，本身就是不道德的。然而，当事情过去以后，自己应当怎样面对自己的历史呢？是忏悔、是反思，还是遮掩、伪饰？我认为，对过去的事情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比事情本身更加重要。 令我遗憾的是，余秋雨先生断然选择了遮掩和伪饰。……他为红卫兵辩护，归根结底还是想为自己开脱。他竭力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无辜的“保守派”，然后心安理得地面对“新时代”。但是，有时导致的结果是越遮盖越张扬，污点往往越描越黑。尾巴在他没有意识到的时候露了出来。对此，张育杭先生疑惑不解地追问说：“按照并不复杂的经验提示和逻辑思路，早在文革初期就已经对‘造反’之类‘心灰意懒’，‘赶不上潮流’的余先生，何以到了文革后期竟然突变为‘笔锋犀利’且十分活跃的‘大批判’写作者和‘潮流’中人呢？”（张育杭《灵魂拷问链条的一个重要缺环》，《四川文学》1999年第10期。）巧言令色的余秋雨先生如何回答呢？ 《胡适传》：个案分析 从70年代初期起，余秋雨成为上海文革的一盏明灯。他的走红并非始于90年代初的《文化苦旅》，早在70年代初他就是“理论界”的风云人物。当时，他写作了数十篇“脍炙人口”的大批判文章，这批文章的读者一定比今天读《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的人还要多。其中，最著名的有《走出“彼得堡”》、《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胡适传》等等。（这些文章均明确署名“余秋雨著”或“余秋雨等著”，至于其它未署名的、也是由余秋雨撰写的文章还有很多。考证出这些文章确实系余秋雨所写并不困难，因为即使余秋雨本人不承认，但很多当事人都还健在。） 《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是典型的石一歌的风格，即把鲁迅先生利用来作为他们打人的棒子，恣意曲解鲁迅的作品和思想。这篇文章谈的是鲁迅的杂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余秋雨歪曲鲁迅所说的“永远进击”，对敌人不能讲“大度、宽容、慈悲、仁厚”，而直接移用到当时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上，强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坚持打击“复辟狂”——也就是邓小平所走的道路。这是鲁迅先生去世后30多年发生的对鲁迅思想最无耻的“强奸”行径之一。今天那些为余秋雨先生优美的文笔倾倒的中学生和大学生们，那些围着他签名的和一丝不苟地记录着他的讲演的青年们，有谁会想到他们尊敬的、温文尔雅的余秋雨，也会写出以上那样恶劣得不能再恶劣的文字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