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后 读了洪子诚先生的这本《当代文学史》，感到很兴奋。我的第一感觉是，“当代文学”终于有了“史”了。——这确实是一部标志性的著作。 对于当代文学能不能写史，一直是有争论的。老一辈的文学史家都是主张把“文学评论”与“文学史”区分开来的。他们认为当代文学可以有评论，而难以写史，因为缺少作为历史叙述必须有的“距离”。这样的考虑并非没有道理：缺少了时间的距离，许多文学现象内在的矛盾的各个侧面都没有充分的显露，匆忙地就已经暴露的侧面去作历史的叙述与判断，就有可能遮蔽暂时还没有突显的、甚至可能是更为深刻、内在的方面。更重要的是，当代人写当代史，固然因为有切身的体验，而触摸到另一个时代的研究者所难以把握、体味的某些“神韵”的东西；但正因为所要叙述与评价的对象与研究者自身的生命与命运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也就会因主观情感的过多投入，而遮蔽了文学发展的复杂性。我们不妨回忆一下近五十年来对当代文学的认识过程。曾经有一度（尤其是“文化革命”期间）我们把中国的当代文学看作是中国历史，甚至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文学”的。而在“文革”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又几乎是怀着极端的反感来回顾这段历史，在很多人看来，“文革”前十七年的文学，特别是“文革”时期的文学都是一片空白，除了惨痛的历史教训之外，没有留下任何可进入历史积淀的东西。现在，到了世纪末，我们又有了许多新的经历与体验，随着“文革”结束后这二十年文学与文化、思想的发展，当代文学历史（包括“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的各个侧面的问题都逐渐得到显露，使得我们有了可能有距离的，比较客观、冷静地来看待这段历史，进行一种更加学术化的研究，这时“史”的写作条件就成熟了。而洪子诚先生近二十年来一直在“当代文学史”这个领域默默探索，尤其着力于人们认为“无史可写”的“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的研究，并且取得了一系列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可以说他是最有准备的一位学者，因此，由他来承担已经成熟的历史课题，写出这部具有相对完整的史的体系的“当代文学史”，绝不是偶然的。而且，在洪著之后，我们又读到了陈思和先生主编的《当代文学史教程》，也在试图建立起自己的当代文学史的叙述体系。这都是表明，当代文学的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史”的建构的阶段；而且可以预期，“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将逐渐与“当代文学评论”分离，而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这样的预期成立的话，对洪子诚先生（以及其他学者）所作的建构当代文学史的尝试，进行学理的总结与讨论，就是一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的工作。 很多朋友都注意到，洪子诚先生的新著，是一部私人写作的当代文学史，而有别于集体写作的教科书体式——当然，也如陈平原先生所说，这本书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教科书的功能，从而构成了写作上的内在矛盾；但我的关照的重心还是其“非教科书”的方面：它所显示的洪子诚先生个人对这一段历史的一种观察、体验与理解，把握方式与视角。因此，我注意到本书的叙述中反复出现的几个关键词（概念）：“体制化”、“一体化”、“规范”、“等级”。这些概念所表达的是当代中国文学（也就是我所说的“共和国文学”）的基本生存状态与特征：一种高度“一体化”的文学体制，它从文学的生产到流通都是高度计划化的，所要建立的是一种规范化的文学秩序。记得当年我们一起规划“20世纪小说史”的写作时，曾经提出要努力寻找最能体现特定时期文学特征的文学典型现象；那么，这种受着共和国的政治文化制约的文学的计划化与规范化，就是洪子诚先生所找到的、并要尽力抓住的当代文学的典型现象，在我看来。他正是以此将全书的叙述“拎”了起来，形成了一种叙述结构。全书围绕着这一核心，展开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叙述：（1 ）这种文学体制的建构——这就是第一章所讨论的：如何通过“刊物，文学团体”将作家的文学活动，包括作家自身，实行高度的“组织化”；如何通过“文学批评和批判运动”，建立新的文学规范，制造出符合规范要求的作者与读者；如何通过“作家的整体性更迭”，建立起新的文学权力结构，并形成相应的“文化性格”。（2 ）所建立的文学规范与秩序——这就是第五、六、七、八、十一、十二章所讨论的“诗的体式”、“小说题材的分类和等级”、“散文的创作模式”，等等。（3）所建立的文学体制、规范的内在矛盾和冲突——这就是第三、 四、九、十诸章所讨论的“左翼文学内部的矛盾”、“对规范的质疑”、“隐失的诗人、诗派”、“被压抑的小说（指通俗小说）与寻求新的替代”、“非主流文学与最初的‘异端’”等等。（4）一体化、 规范化文学的历史运动——它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第一章：40年代文学的“转折”）；它的发展趋向、指归（第十三章：“走向‘文革文学’”，第十四章：“重新构造经典”），分裂（第十五章），解体以后建立新的多元文学格局的挣扎与努力（下编：“80年代以来的文学”）。——这样，作者就建立了一个自足的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与叙述体系。 如果以上的分析与概括大体符合本书的实际的话，我们可以看出如下特点：首先，研究者不再把历史考察与叙述的重心放在对文学作品与文学现象的价值评判，作家的历史定位上——这至今仍是许多当代文学史家与文学史著作的关注中心；也不试图去揭示所谓历史发展的“本质”与“必然规律、趋势”——这至今仍是许多当代文学史家与文学史著作的既定目标。作者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是“努力将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审察”（见本书“前言”）。或者如作者在和我的一封通信里所说，“竭力‘搁置’评价，把‘价值’问题暂且放在一边，而花力气考察当代文学某些概念、事实、运动、争论、文本、艺术方法产生的背景、历史依据、渊源和变异”。据作者说，这样做的目的是“增加我们‘靠近’‘历史’的可能性”（《前言》）——这与陈平原提倡的“触摸历史”和我所强调的“历史的现场感”，大概有类似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