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0）03-0145-03 现代文学暨20世纪中国文学都已经成为过去，成为历史化、凝固化了的客观存在，因而现在可以以一种“事过境迁”的冷静、客观和科学态度来进行审视，进行经典化的筛选与处理，这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但不能不看到，在历史化、经典化和客观化之下，对现代文学存在着两种态度或曰心态。一种来自现代文学学科之外，包括新儒家、某些作家和语文教育界的部分人士，认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一无是处，偏激者甚至指摘五四以来没有一篇好文章。另一种来自学科之内，是在对现代文学经典化和客观化的浪潮中多少存在或者隐含的心态：对现代文学作为一个承上启下的比较短暂的历史过程所能取得的成就以及由此而来的价值认定存在着某种自我怀疑乃至“自贬”。比如总是想到和谈到在未来的中国文学史上现代文学所占的篇幅和地位问题，一种流行的、既成的观念似乎已成不移之论：现代文学的精品经典不多，很多作品只有认识价值没有审美价值；总是以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为参照标准来衡定现代文学，并且自觉不自觉地受新儒家和“国学中心论”的影响，以“经”、“圣”的观念“仰视”国学而将现代文学排除在外，甚至以隐含的类似传统文学将小说戏曲看成难登大雅之堂的下品俗品的观念和心态对待现代文学。由此出发，现代文学研究界出现了某种“中年心态”，一种类似钱玄同等人在五四前后所发生的心态、学术兴趣和文化人格的变化。这种自贬心态有时与学科外的越来越严重的对现代文学的“他贬”贯通在一起，形成了对现代文学研究的“窄化”以及程度不同的学术偏见，造成了一定的学术语境压力。 这种“自贬”心态和“窄化”倾向，直接影响着对新文学的价值认定，从而影响到对现代文学的研究和文学史的编写。笔者认为，在21世纪的今天谈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首先应当去掉“自贬”心态和排除“他贬”的干扰，既不自傲也不妄自菲薄，面对全部的历史资料，以实事求是、科学的态度对现代文学进行价值认定和界定，进而在此基础上进行现代文学的学术化研究和文学史编写。因为说到底，文学史观念和研究以及文学史的编写方法、体例、内容等，都离不开对文学史的价值界定。如果认为研究的对象毫无价值，那何必去研究？所以排除“自贬”心态和“他贬”倾向的干扰，对确立科学的现代文学的价值观和由此而来的文学史研究与编撰，都是十分必要的。 应该充分认识和肯定现代文学的巨大贡献和相应的成就，这是我们对现代文学的价值认定的出发点和基本前提，我们应该既理直气壮又实事求是地对现代文学进行文化价值、艺术诗学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研究，并编撰出相应的文学史。所谓文化的或文化价值论的文学史，是从中国现代文学所具有和体现出的文化形态、文化功能和文化价值的角度，对现代文学进行研究和阐述。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所提出、表现和高扬的科学民主、文明进步、人权人道、生命尊重等，在中国文化史上是独树一帜的，是传统文化所没有并且不会自然自发出现的，它们是一套全新的文化概念、文化体系和范畴，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巨大的意义。它们的出现，不仅划分了中国文化史的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丰富了中国文化史的内容，而且开辟了中国文化的新资源，形成了新的文化和“国学”传统，成为中国文化最有活力和生气的部分，是推动现代中国文化和历史发展的文化动力和本质规律。从这种文化价值论的角度进行研究，就会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命题和内容作出新的发现与阐述。比如，可以以这种现代文化价值追求和实现与阻碍或妨碍其追求实现的文化因素的冲突，为现代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用这样的线索去观照和考察五四时期中西文化交汇中的文学、30年代两种政治文化激烈对立中的文学、抗战时期多元政治和文化形态中的文学（特别是解放区文学）等，包括对一些作品的解读，多会有新的启示和发现。更进一步，近年来进行的出版文化、校园文化、政治文化与现代文学的研究，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的研究，经过逻辑的梳理，都可以纳入文化价值论或文化的文学史中。 而所谓的艺术诗学与审美价值论的文学史，也是出于排除了自贬心态后的价值认定，即现代文学史不仅只有认识价值也有诗学和美学价值。鲁迅的小说、徐志摩艾青的诗歌、曹禺的戏剧、老舍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的小说未必就不如古代文学作品。现代文学不止是语言形式发生了彻底的革命性变革，更重要的是在一个与古代迥异的变化了的世界上，在新的世界观、时空观、价值观的引导下，现代作家具有了新的对世界的感知把握方式和艺术表达方式，因而现代文学产生和形成了新的诗学美学原则。这些原则对西方的、古代的文学有所继承，但更是创新；有形成、发展、流变、成熟和幼稚，但同样具有价值。我们过去的文学史研究和编写，很多是以教材的方式和面目出现的，教材的内在规定使文学史编写既注重创新性又注重稳定性，因而基本上是以思想、主题、内容和艺术特征两大部分组成，这几乎成为现代文学史的基本结构模式。近年来的现代文学史编写于此方面有很大创新，但总体上还没有完全突破两大板块模式。如何将内容主题与诗学美学真正统一起来，写出诗学价值和美学价值论的现代文学史，是现代文学研究界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如现代文学的总体美学风格，过去认为是“悲凉”，现在的研究则认为，除此之外还有喜剧风格；现代小说从鲁迅的《故乡》和《祝福》开始一直到80年代的寻根小说和知青小说，始终存在着知识分子和代表现代文明的个人与群体回乡（返乡或下乡）——介入——悲剧或正剧性离去的结构模式，形成一种与中国现代化历史文化语境相应的小说诗学结构。此外如现代文学的抒情性描写，政治、战争与民间文化对现代文学诗学原则的影响，社会结构上的农村与城市、京—海模式对现代文学的结构与诗学美学模式的影响，解放区文学的悲剧正剧化、浪漫传奇化等等，都需要认真加以研究并体现在文学史的编写中。 此外，现代文学史的编写还有两个结构层次的问题。一是空间结构和范围边界。这个空间结构又包含两个方面：（1）文体方面， 包括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现在又提出了电影、戏曲和现代作家写的古体诗；（2）总体文学分类，如以五四启蒙文学、左翼文学、抗战文学、 解放区文学为代表的主流文学，非主流的通俗文学、民间文学、民族文学、地域性的沦陷区文学和港台文学，现在对这些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二是文学史的内结构与外结构。所谓内结构是指作家作品的价值取舍和序列排定，现在的文学史编写大致有三种倾向：（1）注重过程， 消解“大家”；（2）注重“大家”，淡化过程；（3）“大家”辐射和带动过程。前两种现在成为文学史编写的主要方式，而第三种则被忽略。所谓外结构是指政治、文化和文艺思潮，它们与作家作品为中心的文本和诗学美学规律的形成，并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与文本和诗学组成的内结构有内在关联。如革命文学的“黑暗”与“光明”二元并置结构模式和浪漫与传奇、感伤与粗暴的诗学构成和美学风格，即与当时的政治和文艺思潮的影响与预设具有密切联系。而政治、社会和文化文学思潮如何进入和影响文学文本的机制与规律，是文学史编写中还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