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122（2000）01-0019-09 从学科意义上说，中国新文学史建构已历经半个世纪，一代代学人为此毫不吝惜地献出青春和才华；尽管在历史的曲折中不知浪费了多少青春和才华甚至付出生命代价，但是中国新文学史学科毕竟建立起来，它以独特的学术风姿屹立于诸多学科群之中。 50年新文学学科建设作为一条生命链，曾被斩断过10年之久。“文革”后我们这一代学人踏入学科建设工地时，面临的主要任务有二：一是修复或衔接已断裂的新文学史学科建设的历史链条，通过“拨乱反正”把新文学史学科纳入所谓“正”的轨道，也就是以《新民主主义论》为理论框架的建构蓝图；一是冲破在不正常的政治气候下为新文学史学科建设设置下的重重包围和层层禁区，为新文学史研究扫除障碍，也就是以“解放思想”为火炬重燃书写新文学史的学术激情。实际上这是一个任务的两个侧面，概括起来就是：突破“重围”，解放学人，为书写新文学史开拓新局面。 在我看来，50年代的学人是乐观顺从的一代，营造了“遵命”型的中国新文学史，有的后学者视它为中国新文学史的“经典”；90年代涌出的新生代学人是自由奔突的一代，尽管它们有点浮躁狂浪，但却在探求着富有个性色彩的新文学史；而我们80年代才迟迟进入学术界这一代学人则是激愤忧郁的一代，带着一种青春被毁才华被摧的恼恨激愤心情在中国新文学史学科建设的废墟上左突右冲，力图在重重禁锢与包围中杀出一条生路，把中国新文学史研究与写作引向一片新天地。虽然我们“突围”后在恢复新文学史学科建设和新文学史书写过程中，孜孜不倦地开拓，勤勤奋奋地写作，使学科建设有惊人的发展，使文学史书写有了盖世的“佳绩”；然而反观自己20年新文学史研究与写作所走过的道路及留下的所谓“佳绩”，使我倍感忧郁和困惑。而困惑最大的，不是发现了不少新文学史写作是在重复生产，是在变相复制，是在浪费宝贵年华；乃是冲出重围后又陷入包围，可谓“一山冲出一山拦”，总觉得砸不断手脚上的镣铐，拨不开思维眼界上的迷雾，进入不了渴望已久的自由王国。与我同辈的那些大器晚成者到了世纪之交也许头脑越来越清醒，但我却在“突围”后的困惑中忧郁、徘徊，寻求着解困释惑的思想武器，以期迅速走出困境，去迎接21世纪新文学史研究与书写的挑战。若是问我20年来研究并书写中国新文学史的主要经验教训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困惑！因此如何走出“突围”后的困惑，是我最关心最忧虑的当务之急，它不仅关系着我个人的学术生命还能持续多久，而且也关系到与我有同感的学人在21世纪的新文学史研究中怎样发挥聪明才智。我的困惑的确很多，但必须立即排解的主要有两点： 困惑之一：理论框架 不论研究作家作品或者探讨文学史，总不能停留在阅读作品或汇编史料的阶段，特别是文学史研究谁也不满足最后的成果形式是“资料长编”，必须要从文学史料的实证性而升华到思维的超越性，并从而获得一种独特的“史识”或思想，然后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和理论素养，将感性的文学资料联通起来即形成一个与文学史客体结构图式相对应的理论框架。黑格尔曾说：“思维之超出感官世界，思维之由有限提高到无限，思维之打破感官事物的锁链而进到超感官界的飞跃，凡此一切的过渡都是思维自身造成的，而且也只是思维自身的活动。如果说没有造成这种过渡，或提高过程，那应该说是没有思想。”（注：黑格尔.小逻辑〔M〕.（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36.）文学史研究的理论框架建构都要经过这样一个由感官世界到超感官世界的飞跃方能获得“思想”，而“思想”恰恰是文学史理论框架建构的核心和支柱，可以说“思想”深化和辐射的过程也就是感性思维、知性思维和理性思维相激相荡交互作用而形成理论框架的过程。从特定意义上说，没有理论框架就没有文学史的书写，没有科学的理论框架就不可能写出具有科学品格的文学史。 对于新文学史研究主体来说，是应该重视科学的理论框架建构，虽然理论框架的科学性只是相对性的，就是具有相对性的理论框架也要追求。在我看来，科学的理论框架应呈现出这样一些特质和功能：一是它由文学史料的感性世界升华出来的理性图式能与感性世界的客体结构相吻合，它决不是主观随意编造的；二是它的思想支柱来自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或者是新发现的具有真理性的“史识”，并且富有穿透力强、涵括力大的方法论功能；三是既符合对新文学史在纵向上具有过程性、转换性、可变性等特征予以考察与描述的需要，又切合对文学自身审美品格及其内在规律进行揭示与阐释的要求，也适合对新文学史在横向上与社会文化系统具有相关性、层面性和联系性等特征予以透视与论析的需要。80年代初“拨乱反正”，我们怀着义愤拆解“以阶级斗争为纲”建立起的中国新文学史的理论框架，除了政治上冲破极左思潮的重围和禁锢，从学术上讲它也是极其荒谬的，既无实事求是之意又无科学理论根据，全凭主观随意性曲解篡改中国新文学史；“拨乱”之后我们“反”到以《新民主主义论》为思想纲领建构的中国新文学史的理论框架上，虽然据此写出了一批新文学史著作，然而研究实践反复证明，以这个理论框架来书写中国现代革命思想史或革命文化史也许是科学的，而作为中国新文学史研究它只能算一种理论模式却不是唯一的，这不仅因为它作为理论框架书写中国新文学史缺乏科学理论框架的特质和功能，而且以“阶级斗争为纲”或“路线斗争为纲”建构的新文学史理论框架也是由它而引发至极端的。于是学界又进行冒险性的艰难“突围”，尽管在突破“经典”对新文学史研究的禁锢过程中遭到权力话语的强硬干预和阻遏，但是争取学术民主、学术自由已形成不可阻挡之势。这次“突围”之后，新文学史研究领域虽不时响起警报，不过总的趋势是学术研究越来越活跃，研究氛围越来越宽松，学术追求越来越自由；特别那些“新生代”学子颇有“新生牛犊不怕虎”的魄力和勇气，在新文学研究园地里自由驰聘。我作为过渡性一代，面对着“突围”后新文学史研究出现的新成果新气象，兴奋之余却陷入更大的困惑，越发弄不清书写中国新文学史有没有科学的理论框架？自己经常反躬自问：认定的理论框架是否具有科学品格？真正个性化的新文学史书写还需要理论框架吗？这一连串的疑惑迫使我不得不苦思；也许思想已老化或思维惯性太重，无论怎么苦思都难以超越自己既定的想法，也难以解开思想的困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