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期我国整个作家群落中，陕西作家群确实以其独特的文化资源和创作灵性在文坛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里，历史主义的史诗意识，道德主义的生活追求和神秘主义的文化倾向在新时期许多作家的文学创作中都有着或隐或显的普遍体现，这也许是源远流长的古老、厚重、博大的周秦汉唐文化遗绪深深积淀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结构心理中的独特方面之一吧。毫无疑问，诞生并生活在这片钟灵土地上的作家，从建国以来的柳青、杜鹏程等到新时期的路遥、贾平凹、陈忠实等也无疑深受其影响。在他们身上，那种恢宏壮阔的诗学气象和沉重压抑的精神苦难在其天人相生相克的深厚文化哲学意蕴背后，显示出一种张驰有度、伸缩自如的审美诗学机制。而具体在路遥身上，一方面，他确实显示了这种追求真、善、美相互统一的共同价值观；另一方面，在其紧紧围绕中国城乡二元对立社会结构的切入点上，又体现了自己独特的心理和精神世界。 （一） 肖云儒曾这样说：“我感到，纠缠在路遥心中的大痛苦主要是两点：第一，历史发展性的规律和个人文化心理、伦理感情之间的冲突痛苦着他。……第二是精神劳动所需要的漫长的孤独和他强烈的参与意识之间的冲突造成的痛苦。”也就是说，“一个路遥要求在艺术的模拟中最大限度地完成精神的自我。一个路遥则要求在社会实践中最大限度地完成现实的自我。”他说：“从另一个视角看，这两种痛苦是恋土情结、恋美情结和恋史情结冲突的结果。这三者之间最后又是统一的。路遥以及他的乡亲父老只有经受文化断乳的痛苦，才能踏上历史的康庄大道，进入生活的新境界。这是对黄土地最深情的爱恋。恋土与恋史由是统一。职业固然使他的价值在历史实践活动中得不到实现，但通过审美创造，催化了这种历史创造，在精神上参与了这种历史创造，美的实现也就转化为史的实现。恋美与恋史由是统一。”（注：肖云儒：《文始文终记路遥》，《延河》1993年第2期。）之所以不惮其烦地引述这段话， 是因为确实比较准确地抓住了在路遥身上精神的自我与现实的自我之间的巨大冲突，在我看来，正是这两者之间巨大冲突才使路遥深陷在巨大的精神困境之中：在文学创作层面上，以爱情（爱情是真善美的一种象征）与制度之间构成冲突；在个体生命层面上，以感性与理性之间构成冲突；在人生哲学层面上，以历史与伦理之间构成冲突。但从作家主体生命体验上来说，这三个层面上的冲突所编织的巨大的精神困境正构成一种两极张力：农村与城市、乡土情结与现代意识、道德与历史、奋斗精神与自虐倾向，正是作家意识到这种两两相对的二律背反一步步把自己推向内心世界裂变的极致。所以，他在巨大精神困境面前必须寻找精神突围的契机，也就是说，他必须要从这种精神困境中超越出来以使自己的精神世界达到一种新的平衡，于是，一种具有浓厚宗教情绪意味的审美机制就得以形成了。 我们知道，路遥是在深刻把握了中国城乡二元对立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基础上，在文学创作中通过精心编织爱情的经纬，从而借以现代性伦理的叙事话语来表现个人奋斗者们的炼狱之痛和终极关怀。所以，在路遥心中，正因为他既无法消除这深刻繁复的巨大冲突，又必须超越这人生中生命不可承受之重；于是，他索性把文学创作、个体生命和人生哲学（信仰）由三元并立经审美心理机制转换成三位一体。当然，这无疑是别无选择的一种最后选择和精神升华，但这并不是说路遥已经解决了那巨大的精神困境；而是恰好相反，他用这种方式实际上只是走出了问题解决的第一步，而正是他迈开的这第一步，又使他必须倾付全力的代价才有可能使他达到另一个起点：这就是，他把个体生命的所有体验、感受和认识都投入在文学创作的冲动之中，借此塑造和建构那真正的人生哲学（信仰），在他看来，这时的个体生命体验在文学创作中的投入程度和对人生哲学（信仰）的终极追求是成正比的，生命投入越大、体验越真、对人生哲学（信仰）所关涉的伦理道德即对善的要求就越能可靠地获得，从而就越能获得美感上的人性共鸣。 那么，得以使路遥企图摆脱巨大精神困境的审美机制是什么？一般而言，每个作家都有其独特的审美心理，但由此作为一种机制存在于作家的观念中，却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一些作家的日常生活之中，文学创作、个体体验与人生哲学（信仰）等基本是作为一种意义单元而存在，尽管这并不排除它们有时候被作家分别从其他角度加以综合的考虑。所以，有的作家先有了人生经验才进行创作而有的作家则为了创作才经验人生。但无论怎样，他们都是通过从感性与理性的方式去加深对文学创作的深刻理解。路遥则不一样，他是把个体体验和文学创作完全合一的。体验即是创作，创作即是体验，个人体验和人生哲学有多深，文学创作也有多深。这里，异同点还是昭然的：有些作家只有在置身于文学创作活动时，这三种因素才在刹那的艺术灵感中达到了完全合一，此前，他们还各自保有其清醒的分辨力和独立存在界限。而路遥则从投身文学活动开始，他就把三者视为一体，把生命和人生就典押给了文学。那么，不论是哪种情况，在作家审美心理中，又是如何实现三位一体的神奇遇合呢？大致说来，无论作家个体审美心理多么复杂，从其内在的方面区分主要有感性和理性两种，从其与外在现实世界的关系来看，则主要有主观的和客观的区分。而由此在形成审美心理机制方面：有的作家内在与外在相一致，即或为主观感性的或为客观理性的两种类型；有的作家则是矛盾的，即或为主观理性的或为客观感性的两种类型。前两种作家审美心理和文学创作是一致的；后两种的审美心理和创作是冲突的。从路遥审美心理机制的构成来看，他无疑是属于主观理性这一类的。现代主义的作家一般都属于主观理性这一类，但是，他们的审美心理机制的形成本身就是对以城市为象征的现代文明为主体的关于现代化诸种负面影响的批判为基础的；而路遥则与此却明显不同。路遥显然意识到现代文明的进步性，但站在中国城乡二元对立社会结构基础之上，他从理性立场上对现代文明给予理性承诺，即显然肯定其历史进步性，但从情感上仍皈依乡土；同时，由于个体生命体验、文学创作和人生哲学的合一性，使他对那种现代主义的抽象理性和变形符号缺乏认同感，而代之以寻找具体的理性现象来体现其生命存在形式。于是，他的现实激情充满了艺术想象，成为自己生命形式的精神漫游，艺术创作反倒成为其现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这一意义上，路遥的现实激情和理性智慧所形成的审美机制得以使他从精神困境中部分地解脱出来。这就是路遥更加自觉地以非理性的生命激情自觉构筑起了现实主义的文学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