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如此寂寞，文学家如此沉寂。 文学阵地逐渐被市场经济的狂潮所吞灭，许多属于正规部队的作家望洋兴叹，哀叹文学的地位沦落了；有的作家不得不在小报上靠写豆腐块以争得一席之地；有的作家被迫滑入通俗文学的汪洋大海以推波助澜；大多作家端坐在象牙塔里捍卫着文学的贞节，在纯文学的园地里苦心经营，品尝着精神贵族的无穷寂寞……。就是在这样的尴尬境地中，张平却异常的轰动，从1981年他的处女作《祭妻》获得了《山西文学》一等奖开始，在近二十年的小说创作中不断超越，特别是90年代以来，他接连发表了长篇小说《天网》、《孤儿泪》、《法撼汾西》，获得五个一工程奖，继而发表《抉择》、《十面埋伏》两部长篇，在沉寂的文坛张平找到了热点。 有人说张平的成功来源于他的勤勉；还有的说他的成功来源于他丰厚的生活积累；还有的认为他的成功在于作品贴近现实，在于他说出了老百姓心里想说又没有说出的话。成功自然有其外部和内在的原因，关键是我们从中得到怎样的启示：尤其那些默默劳作、苦心经营的作家们，从张平热当中或许能获得这样的启示：现实并没有疏离文学，也没有遗忘文学家，关键是作家如何写和写什么？作家的创作意图和创作效果怎样才能更好地为现实和社会服务？张平留给文学界和文学家的启示是独到的，也是深刻的。 一、在深层传统文化心理和现实需要的结合部分寻找共鸣点 高尔基说：“文学家的经验和读者的结合一致，才有艺术的真实。”（注：《论文学》第225页。 ）阿·托尔斯泰认为：“读者的性格和对读者的态度，就决定着艺术家创作的形式和比重。读者就是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注：《论文学》第24页。）张平艺术创作观的深层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中国老百姓的文化经验，这种文化经验既是现实的，也是传统的、民族的。 张平早期创作主要以自己的人生和家庭经历为轴心，推演出一个个或者家庭成员或者亲戚朋友的悲剧命运，评论家将此阶段定为“家庭苦情”系列阶段。在这个阶段张平由哀哀苦情到自省启蒙，最后到抗争奋起。 第二个阶段，张平由家庭转向对社会历史的反思，手法多采用新闻纪实的手法，其中创作的代表作为《刘郁瑞办案记》、《天网》、《法撼汾西》、《孤儿泪》，评论家将此阶段的主要创作成就归结为政法题材。实际上作家通过这样的题材，反映的是民生疾苦的主题。无论对于舆论，还是对于文学创作来说，老百姓在生活中所经历的琐事可能被关注，他们在工作中创造的伟大成就可能被讴歌，但是，在我国这样一个传统势力如此巨大的国家，在由人治社会向法制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中国老百姓如何参与政治，如何利用手中的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尊严和权利？这确实是一个既古老又现实的话题，他们要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必须经历阵痛，经历磨难，经历风雨。作家带着强烈的平民意识关注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正当文坛开始“向内转”，许多作家纷纷寻根问古，去寻找大文化、大深刻、大背景、大反思之际，张平却将笔锋转向现实社会中最敏感的区域，回答了现实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三阶段，作家从新闻纪实小说回归文学创作。这一时期主要有《抉择》、《十面埋伏》。从题材和人物来说，都更加熔炼，应该说是对于第二时期的超越。张平在这个阶段汲取了第二个阶段的创作经验，采用大题材、大写实、全透视的写作手法，再加之文学情节设置，人物塑造的具体手段。这个阶段纪实的成分隐去了，小说的特点突出了。 纵观张平小说创作的历程，取材或来源于自己经历过的客观生活，或是来源于自己体验的老百姓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但总起来说都是现实问题，正如张平所说：“我只盯着现实，现实比一切都具有说服力”；“人民需要面对现实的文学，我们不要忘记人民”。（注：张平《法撼汾西后记》群众出版社1993年6月版。）但是， 这些并不是张平成功的关键。如何表现？如何达到审美共鸣？才是关键。如果作品只是现实的展开，而缺少对传统文化的历史剖析，那么这种展开也是平面的，只有容纳了历史和现实、传统和现代的思索，这种展开才是立体的，才是富有内涵的，才能真正在老百姓心中引起共鸣。因为现实文化氛围，它是指环境因素的总和，这种文化环境明显包括纵向的历史渗透和横向的文化交流。张平找准了这个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 作家设置的社会环境即情景设置是作品生成的土壤，也是文化氛围的集中体现。作家张平所关注的这个现实背景是典型的中国式的。中国文化历史来源很长，文化的正面和负面影响也由此而来，中国人重人情、重面子、重关系，人情高于一切，面子高于一切，关系高于一切。张平所涉及的社会尖锐问题，如《天网》、《法撼汾西》、《抉择》、《十面埋伏》这几部长篇几乎都有一张“网”，这个网是通过传统文化建立起来的，是中国所独有的，这个网当中有家族血亲，有人情世故，有各种利益关系建立起来的来往关系。人情、面子、关系三者紧密联系，在中国社会中，它们之间已无法分离。人情是关系的基础，关系是人情建立和发展的手段，面子是人情和关系的必要条件和重要目标。再加之以宗法制的传统和市场经济的洪水猛兽，使这张网稠密而无间隙，正义之剑要想撕破它，必须冲破传统的重围，冲破文化的禁锢，超越世俗的阻隔，只有这样，才能有所希望。《天网》中有一张无法无天、草菅人命的罪恶之网，这张网连着乡里、县里、地区里，有了这张网贾仁贵有恃无恐、独霸一方；有了这张网，贾仁贵的儿子可令他三儿子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强奸民女；借助这张网，他可以撕毁合同，妄图抢夺人家辛苦七年、负债累累而刚刚获益的华果林场；靠着这张网，他可以侵吞公款，扩大宅基，建造厅堂，作威作福，而置全村不少人挣扎于饥饿死亡线上于不顾。值得注意的是：作家所认可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既传统又现代的。县委书记刘郁瑞依靠党和政府核心人物的坚强领导，依靠一大批忠心耿耿、正直无私的党员干部的勇气和智慧，依靠人民群众视死如归，不屈不挠的行动力量，同时，也依靠法律的震慑力和干部执法如山的坚定性，从而形成一张扶正祛邪、令犯罪分子望之丧胆的真正的天网。作家的“网结”在于思考一个现实的历史问题，中国要想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是现代的，也是传统的，一个平等、民主的文明社会必须基于传统文化，又高于传统文化，只有超越文化的负面的和消极的影响，才能建立起新的秩序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