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钱钟书著作话语空间的形成，以1949年为界，大略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1949年以前是钱钟书著作话语空间初步形成的时期，这一时期又可分为30年代和40年代两个阶段。3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一是发表于《清华周刊》、《大公报》、《新月月刊》、《国风》等刊物上的书评、散论与论文， 二是1935 年到1937 年完成于牛津的学位论文China in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Century（《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注： 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Vol.1 No.4; 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Vol.2 No.1—4.）。这些著作无论是在具体论题观点的自出手眼与敏锐卓识，还是在“打通”的方法特征上，都与钱钟书后来的著作一脉相承，与钱钟书的话语空间有着天然的、密切的联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种哲学的纲要》、《休谟的哲学》、《作者五人》等篇表现出早年钱钟书对哲学的浓厚兴趣。尽管钱钟书后来没有再在哲学方面作过专门论述，可钱钟书著作的话语空间所显示出来的辩证智慧以及对世界、人生、文化的无所不窥，则充分显示出钱钟书哲学家的风范。当然，30年代最具份量的著作还是钱钟书以英文写就的牛津论文。这篇洋洋数万言的学位论文，一如钱钟书所有中文著述，旁征博引，左右逢源，通过游记、回忆录、翻译、文学作品等史料，第一次系统翔实地梳理论述了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对其中的传播媒介、文化误读以及英国看中国的视角趣味的演变等都作出了深入的剖析，堪称中国现代比较文学研究的经典之作。 钱钟书40年代的著作除了在《新语》、《大公报》、《观察》等报刊上的随笔和书评外，主要有《写在人生边上》（上海开明书店1941年12月初版）、《人·兽·鬼》（上海开明书店1946年6月初版）、 《围城》（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5月初版，先期于1946年—1947 年间连载于《文艺复兴》月刊）、《谈艺录》（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6 月初版）。当然，《写在人生边上》所收入的散文不少发表于30年代，它们以深沉的智慧冷眼观照人生物事，有着较为浓郁的兰姆或蒙田的散文风格，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只是为了论述的方便而将其放到了40年代。40年代的这些著作基本上写作于1945年之前，多出版或结集于1945年之后，这也从一个侧面透视出时代对钱钟书话语空间的影响。至此，钱钟书融创作与学术于一体的话语空间初步形成。 如果暂且不论旧体诗创作和后来没有完成的《百合心》，那么钱钟书的文学创作在40年代已全部完成。无论是《写在人生边上》对人生的点评，还是《人·兽·鬼》对人性弱质与人物心理的探索与描摹；抑或是《围城》对一种人生境遇的揭示，其实都贯穿着钱钟书“在人生边上”对人的“生存境地”和“基本根性”的彻悟与周览，这与钱钟书早年对西方现代哲学的倾心不无关系。对于钱钟书文学创作，学术界多有评说。我只想强调一点，即钱钟书的文学创作是其话语空间不可或缺的部分，只有将其置于钱钟书全部著作所汇成的话语空间，才可能充分揭示其文学创作的意义。即以《围城》而论，“围城”困境的另一层含义其实就是钱钟书所论述的“人之生世若遭抛掷”的“无出路境界”。钱钟书在《管锥编》中论及《易经·大壮》时指出：“火左寇右，尚网开两面，此则周遮遏迫， 心迹孤危， 足为西方近世所谓‘无出路之境界’（Ausweglosigkeit）之示象，亦即赵元叔所慨‘穷鸟’之遭际也。 ”（注：《管锥编》，第574页，中华书局，1994年。 以下所引《管锥编》均为此版本，不另注。引文原文中所附外文有所取舍，敬请参阅原著。）而“鸿渐”之名取之于《易经》，“渐卦”卦文含六项变项，即“鸿渐于干，鸿渐于磐，鸿渐于陆，鸿渐于木，鸿渐于陵，鸿渐于阿”，卦中之鸿，就是一只飞来飞去没有着落、始终处于一种动荡不定的寻觅之中的水鸟，这正是方鸿渐命运的真实象征（注：参阅赵一凡：《〈围城〉的隐喻及主题》，《美国文化批评集》，三联书店，1994年。）。他奔波漂泊于各地，感受着社会、事业、家庭的种种压迫，却找不到自己的出路与归宿，深深体会到“人之生世若遭抛掷”的苦涩滋味。人之生世感受着社会与生活的重重压力，却难觅出路，只能体味着随风抛掷的滋味，即使处身于人海之中也是“聚处仍若索居，同行益成孤往，各如只身在莽苍大野中（the lonely crowd,each his own wilderness ）”（注：参阅《管锥编》，第1424、1065页。），这是一种何等深沉哀怨的人生境遇。据此，我们不难窥见钱钟书的存在主义观念以及《围城》深层意蕴的现代性特征。钱钟书犀利的笔触已超越于特定的“方鸿渐们”而指向整个人类的存在，立足于中国的土壤而展开了现代人生的整体反思。“方鸿渐们”普通平庸的生命漂泊因而具有了巨大的普遍概括性和高度的本体象征性。 如果说《围城》代表了钱钟书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那么《谈艺录》则代表了钱钟书40年代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它无论在研究内容，还是文本形态上，均可视作《管锥编》的前编，也为钱钟书话语空间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谈艺录》以“诗分唐宋”开篇，以“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注：《七缀集》，第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年。以下所引《七缀集》均为此版本，不另注。）与中西诗学理论研究为两大并进线索。前者如对后山、李贺、陆游、赵瓯北等人诗作的解读独出机杼，瀹人心胸；后者如对人工与自然、理趣与理语、禅悟与诗悟、性灵与妙悟等重要诗学理论及诗学公案，独辟蹊径，重揭义蕴（注：可参阅周振甫：《〈谈艺录〉补订本的文艺论》，《钱钟书研究》第一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谈艺录》具体鉴赏与理论研究齐头并进的根本目的，在于从中西不同的诗学语境来阐述中西共同的诗心文心。《谈艺录·序》所显示的贯通中西、寻求中西之文心的独特思路，成为理解《谈艺录》及钱钟书全部著作的必由之路。可以说，这种跨越中西的理论立场，使《谈艺录》成为中国传统诗话终结的象征，并为中国传统诗话的现代性转化提供了一个典范。应该指出的是，《谈艺录》初版本只代表了钱钟书阶段性成就，只有在《管锥编》及《谈艺录》补订本问世之后，《谈艺录》才最终获得了自己的独特定位，并与其他著作一起，汇成了钱钟书著作充满张力的话语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