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开放路线政策，文坛就出现了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开拓者》、《人事厂长》、《赤橙黄绿青蓝紫》、《锅碗瓢盆交响曲》，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等一批改革小说。改革小说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这也是新时期文学开始以后继“伤痕”、“反思”的又一创作阶段。 从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中期，改革小说受到了冷落。即使偶尔出现一些，也不被人们所注意。 可是，从九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末，改革小说蓬勃出现，显示出崭新的风格与特色。可以这样说，近几年改革小说的广泛涌现，正是源于改革的时代深入发展这一特殊背景。 一 当乔厂长上任时，面对的是被“四人帮”严重干扰破坏的一副烂摊子。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改革小说多取材于这样的背景。我们且将这些称为初期改革小说。 从1995年起至1999年，当年以写新历史小说著称的周梅森，接连写出他的改革小说“三部曲”：《人间正道》、《天下财富》与《中国制造》。 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人间正道》、《天下财富》与《中国制造》的故事分别发生在以“平”字当头的平川市、平海市与平阳市。“三部曲”从各个方面表达出作家对改革迫切性的由衷呼唤。 《人间正道》尖锐地揭示出平川市的严峻局面。市属三百二十一家企业的亏损已接近五个亿，全市待业、下岗、待岗的人员达七万多，大大超过了警戒线。纺织系统、机械系统日子难过；占地三十五平方公里、已经投资三个亿的国际工业园悬在半空中，上不去，也下不来。大热天，自来水每天只供应两小时。更严重的问题是，平川市大漠县的上泉旺、下泉旺为争夺大漠河水源已多次发生大规模流血械斗，甚至已打死人。一家国营煤矿发不出工资，工人们集中十几部卡车，即将趁夜进市找市领导。 《天下财富》展示的似乎是国有企业的改革有了办法，那就是实行股份制。可是，已经穷困不堪的工人们为饭碗，东借西求、七拼八凑每人1000块，为了是避免“不买股票就下岗回家”的灾难。虽然，也有人抗议“摊派”，但最终还是无可奈何交了钱。 到了《中国制造》中，作品揭露出平阳轧钢厂从八亿的预算，搞成十二亿的规模，可好多年过去了，竟然一寸钢没轧出来。厂子光请客送礼一项就是六十七万三千多元。工人们有四百三十二万元集资款投了进去。烈山县干部又竟然以入股的名义倒卖国有工地使用权。 面对这种现象，作家以挚热的笔揭示出唯一的出路，那就是坚持改革，改革到底的信念不能动摇。 从初期的改革小说到近期改革小说的中间，绵延了十年路程。不错，“现代派”手法、“寻根文学”、“知青文学”、“女性文学”到“新写实主义小说”，等等，我以为，其中可以看到作家的不断努力与探索。这个努力与探索，正是作家现代意识逐渐强化的一个结果。 应该注意的是，当我们力求体现人的价值、实现人的目标时，应该考虑到，我们说的人，不是抽象的人，也不是那些琐碎的、变态的、乖张的或者完全“私人化”的——文学创作可以表现这样的人，但不能以此来拒绝或排斥，甚至讥讽人的社会性，或社会与人的关系。 这使我想起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杨柄编：《马克思、 恩格斯论文艺和美学》第33 页，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2年版。）当前改革小说正是将人的困难、迷茫、徘徊乃至煎熬，同社会的阵痛糅合在一起，使人们进一步体会到作家的呼唤。 关仁山的《太极地》写出了一个远离城市的雪莲太极地，因为发现了某种矿物泥可以制成美容品，被外商看中作为投资项目而出了名。但是，外商前来办企业又产生了许多新矛盾、新问题。也许，外商不来不会有这些事。可是，这又显然是种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问题的解决，也只能是改革。翁新华的《痴虎》、毕淑敏的《女人之约》与《原始股》、谈歌的《天下大事》、《年底》、《大厂》等，都从生活的“原生态”揭示了这类现状。他们的共同呼声是：坚持改革，别无它路。 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葛兰西曾十分鲜明地指出：文学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作者应该生活于现实世界，体验它的各种彼此矛盾的要求，而不可表达仅仅从书本上讨得的情感”。葛兰西还进一步指出，作者应当“展示在精神和道德方面社会最先进的部分的命运，揭示蕴含于现今世态习俗的历史的发展。”（《论文学》第146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在这儿，我想应该提到李肇正的《踩动的城市》。这是一部规模并不算很大的长篇小说（21万字），却从一个小切口，写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全貌。一家上海的电视机厂，连年亏损，上级主管部门为了挽救而将该厂总装车间划出去，同台商林子达合资，办起了福光电子技术公司。这可算作改革的第一步。可是林子达利欲薰心，走私电子产品，被海关查获课以重罚后又溜之大吉。为进一步挽救“福光”，上级主管部门又让其办股份合作制，要求每个员工凑足血汗钱认购股份。这是改革的第二步。上级委派的总经理因循守旧，思想观念落后，公司困境积重难返。原车间党支部书记周志仁挺身而出，拿出祖上留下的巨额遗产，买断国家股，成为公司老板。终于，一切有了起色，这是改革的第三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