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有人会说将两位作家与开国领袖毛泽东连在一起，是不是有些小题大作？不，我认为，这样作不但对两位作家的文学成就会看得更清楚一些，而且还有可能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轮廓勾勒一幅简略草图，甚至从中得到某些启示。 一 鲁迅对中国文学的最大贡献，即在其为中国引进了西方近现代文学，为中国文学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鲁迅出身于士大夫书香门第，祖父介孚公进士出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江西金溪县知县、内阁中书等职。鲁迅六岁上学，从小熟读四书五经，课余喜欢绘画，看小说。周建人回忆，“他有一次给我画了一个扇面，是一块石头，旁生天荷叶，有一只蜗牛在石头上爬，并有些杂草，纯用墨画的”（注：乔峰：《鲁迅放学回来时做些什么》，见《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4页。）， 很有点文人画情趣。联想少年鲁迅住在深宅大院，平时所见只是四角天空，这幅扇面画正不自觉地抒写了他的寂寞心境。据周作人回忆，少年鲁迅看过家藏的《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镜花缘》、《聊斋志异》等小说，在三味书屋还学过八股文和试帖诗，后来参加过一次县考。但其兴趣却在所谓“杂类书”，他曾买过《阅微草堂笔记》、《容斋随笔》、《淞隐漫录》、《板桥全集》、《酉阳杂俎》、《轰耕录》、《池北偶谈》、《古诗源》、《古文苑》、《六朝事迹类编》等书。（注：《鲁迅年谱》，安徽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5、29页。）此外，少年鲁迅对民间戏曲也有过浓厚的兴趣，特别喜欢戏中的“活无常”。（注：鲁迅对地方戏曲的兴趣没能保持下去，以后在北京上海都很少去看戏。） 赵树理认为：“中国现有的文学艺术有三个传统：一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级的传统，旧诗赋、文言文、国画、古琴等是。二是五四以来的文化界传统，新诗、新小说、话剧、油画、钢琴等是。三是民间传统，民歌、鼓词、评书、地方戏曲等是。”（注：赵树理：《回忆历史 认识自己》，见《赵树理研究资料》，北岳文艺出版社，第164页。 ）按照这种划分，鲁迅少年时代接受的，既有士大夫文艺传统，旧诗赋、文言文、国画之类；也有民间文艺传统，古代白话小说、地方戏曲等，但主要是士大夫传统。 然而，鲁迅却走了一条与传统知识分子迥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在绍兴，知识分子的正途是科举做官，其次是入幕当师爷，再其次是设馆教书。鲁迅家庭继祖父科场案之后，父亲重病缠绵去世，家道迅速式微。他由此饱尝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况味，看清了世人的真面目，决心“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注：鲁迅：《呐喊·自序》。），“去寻为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牲或魔鬼。”（注：鲁迅：《朝花夕拾·琐记》。）从此鲁迅开始背叛自己出身的阶级，踏上寻找真理的不归路：到南京上新学堂，去日本留学，终于发现救国的“第一要著”，是以文艺去改变“愚弱的国民”的精神，于是弃医从文，“想提倡文艺运动了”。（注：鲁迅：《呐喊·自序》。） 鲁迅明白：“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注：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七）》。）他留学期间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即是有意识地为中国引进西方近现代文学；他“五四”时期创作的《呐喊》诸小说，正是摄取世界近现代文学营养在华夏大地绽放的第一丛文学花朵。 “五四”文学革命宣告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终结，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光辉开端。所谓中国文学现代化，包括两个方面， 即文学创作思想的现代化和文学表现形式的现代化。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中历数旧小说、旧戏曲的弊端，大声疾呼“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指的就是这两个方面。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最大功绩，就在于他扬弃中国旧有的士大夫文艺传统和民间文艺传统，为中国文学成功地引进了西欧近现代文学“范式”，为中国文学现代化立下首功。 所谓西欧近现代文学“范式”，简要地说，即：一、以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等近现代思想为创作指导思想；二、以白话为语言载体，以西欧近现代文学形式为表现形式。鲁迅最先用这种新“范式”在中国写作，而且无论在小说、小品散文、散文诗、杂文诸文体中都写出了经典之作，并由此带动大批文学青年纷纷加入新文学创作行列，从而使新小说、新诗、话剧等，成为“五四以来的文化界传统”。 我以为，鲁迅这一历史功绩，怎么估价都不为过。 二 二十年代末，鲁迅思想发生飞跃，其文艺观也随之变化。此前鲁迅认为，“思想革命”是变革中国的利器，先“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注：鲁迅：《华盖集·通讯》。）所以，其时鲁迅的作品主要是为青年学生——未来的思想革命战士创作的。当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接受了阶级论和社会革命论，认识到要变革中国社会，必须进行工农革命，于是转而主张文艺大众化：“应该多有为大众化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文字的程度，恐怕也只能到唱本那样。”（注：鲁迅：《集外集拾遗·文艺的大众化》。） 但是，后期鲁迅写过“唱本”那样浅易的大众化作品没有呢？没有。因为“唱本”之类大众化作品属于民间文艺传统，需要另一种写法。对大众化，后期鲁迅是倡导有心，创作无力。大众化作品需要另一类像赵树理这样的作家才写得好。 赵树理出身于中农家庭。父亲赵和清，是农民自乐班八音会中拉弦的。赵树理从小爱往八音会凑热闹，九岁学会打梆子，对地方戏曲有浓厚兴趣：“我小时候晚上跑十五里到湘峪去看戏，看完戏回家天就明了”，“去驮煤，走过两个河滩，三五个小孩就你扮罗成、我扮张飞打起架来”。（注：赵树理：《戏剧为农村服务的几个问题》，转引自《赵树理研究资料》，北岳文艺出版社，第5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