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4月16日至18日，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当代室、 北京作家协会、《诗探索》编辑部、《北京文学》编辑部联合举办的“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在北京市平谷县盘峰宾馆召开，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近40位重要诗人，诗歌理论家和批评家与会，并就一系列诗学问题展开了热烈的对话与研讨。这是继去年3 月在北京召开的“后新诗潮研讨会”之后的又一次重要的诗歌会议，同时也势将成为世纪末的一次具有总结与清理意义的重要会议。它既是对20年来新诗潮发展历程的认真回顾，也是对新世纪诗歌前途的认真面对，也是对诗歌在当下的处境、情状、以及诗人应持的写作立场的认真检讨、辨析与反省。谢冕、吴思敬、李青、兴安共同主持了此次会议。 一.承接与回应 1998年3 月召开的“后新诗潮研讨会”在整个诗界与新诗潮内部产生了广泛的反响。因此这次会议既是对这些“反响”的回应，也是试图将问题再予深化和向前推进一步。正如在会议开幕时吴思敬所说的：去年的新诗潮研讨会之后，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有的报刊（如广东的《华夏诗报》）连续发文“批判”，在青年诗人内部也发生了观点上的分歧分化，从《诗探索》陆续发表的一些文章中也可以看出这些不同的乃至相反的意见。基于这样的背景，此次会议想把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希望大家能各抒己见，有交锋和对话。 谢冕在主持发言中对此次会议的意义作了阐发，他说，现在距“南宁会议”刚好是20年，距朦胧诗的首次发表也是20年，新诗潮浮出地表整整20年了，马上就要进入新世纪，因此这是一次有“象征意义”的诗会。去年的会议侧重围绕着新诗潮的历史进行争论，今年的会议着重讨论诗歌怎样发展。毕竟历史是前进的，过去的争论与现在的不同，那时争论是不平等的，作为当事人，我有压力。现在是不同意见的交换，现在的争论是内部的，是艺术中的争论。而过去新诗潮的处境是很困难的，不光有来自意识形态的否定，就连艾青、臧克家和田间等前辈也都不赞同新诗潮。 回顾新诗潮的历史，谢冕认为，无论如何都应看到历史的进步。不要小看分歧和争论，这是好事。关于新诗潮的争论是20年来的一件大事，其影响不仅是诗，而是整个文学，它是一个打在历史上的“楔子”，在病变的时候，呈现了生机，打破了单一的模式，统一的文学成为分裂的文学，僵硬、刻板的思维表达被改变，恢复了现代性的追求，改变了文艺观念，广大的批评者、作者、读者全部拒绝了教条。谢冕指出，基于此，大家都要珍惜这一笔精神财富，新诗潮既是历史进程的成果，无疑是接受了已有的诗歌传统，但它本身也已成了一个新的传统，不管是否承认，它都影响着今天。 在评估当下（包括90年代以来）的诗歌“态势”时，与会诗人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分歧，这种分歧显然由来已久，在此前的数种“诗选”和“年鉴”（如程光炜主编的《岁月的遗照》和杨克主编的《1998：中国新诗年鉴》）中已经反映出来，由于各自的立场有所不同，评估的对象和态度也就有差异。来自天津的徐江认为，目下的诗歌的确远离了读者，完全成了书斋性东西，语言本身缺少活力，缺少原创性。明清时代的诗为什么没有力量？那是因为还在使用古代的语言。于坚说：有人讲诗歌衰落了，我认为，衰落的不是诗，而是伪诗、伪诗人。诗的衰落始自50年代的假大空话，现在它又变了一副面孔——庄严、不可侵犯，仍据守着关口。另外，权威诗歌刊物实则是平庸的刊物，真正的好诗都在民间。与之持近似观点的还有伊沙和杨克等。伊沙说，有的诗集像是在造“密码”，“不说人话”，拒绝读者必然也被读者拒绝。 杨克认为， 90年代诗歌被公众所冷落，除了诗歌天然的原因以外，还应从对比中找些原因。小说界不断地推新人，诗歌界却总是“那一个房间中的几个人”，缺少新桃换旧符，缺少更灵活的方式，有些诗增加了一些叙事的因素，但对现实语境的关注却很不够，玄虚成为一种风气，不能有效地进入公众的审美空间。 另一些诗人和批评家对此则持不同意见，认为抽象地以“脱离生活”和“现实”这样一些词语来评估目下诗歌的缺点，与某些媒体或心存偏见的人的“调查”并无二致。唐晓渡说，诗歌界有一种不断变换着面孔的“权威”，就是以其对“生活”和“人民”一类词语的解释权来压制别人，究竟是谁给了你这种解释权？孙文波说，“生活”这个词非常有权力的意味，诗人本来都在生活之中，所想所写其实都未离开“生活”，当一个人在谈“深入生活”时，说明他已经高高在上了。陈超认为，评估90年代的诗歌要有种兼容的眼光，有不同的立场和标准是好事，就像一座树林，不能只栽一种树，否则就会生病，对立也不是什么坏事，但还要讲多元性，老虎不应责备羊不那么凶猛，也不能用孔雀的立场要求老虎。有一些批评家炮制出来的隐喻性说法和据此所作出的判断是有些武断的，比如说某种诗是“乌托邦写作”、“寄生性写作”、“集体写作”等等，应在具体辨析之后下判断。其实，个人乌托邦的建立是消除“集体乌托邦”的真正开始；“寄生”于种族历史、记忆与事件的写作对改变原有的御用性的寄生写作不是很有意义的吗？甚至有些还不够；比如对文革，就没有达到对专制主义的个人与集体心理学的研究层次，还应加强；另外，“集体写作”不是一个地缘化的问题，而是现代性艺术的一个普遍特征，真正的诗人并不害怕运动性；只有比较弱小的诗人才害怕它，因为他那点可怜的个性很容易被淹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