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篇题为《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以下简称《穿》）的宣言式序言中，于坚以发起某种“民间精神运动”之势，对他所说的90年代“知识分子写作”进行了批评。其他为之助阵的文章也说是到了暴露“内在的诗歌真相”（注：谢有顺， 《内在的诗歌真相》， 《南方周末》1999.4.2。）的时候了。一时间沸沸扬扬，被“个人写作”弄得“沉寂”不堪的诗坛再一次“集体兴奋”起来，而那些多年来在艰难环境中坚持写作的人们从“故纸堆中”抬起头来，也终于不相信似地发现自己居然成为被开涮的对象！ 那么，“知识分子写作”犯下了什么可怕的罪过？据于坚所言：“我们时代最可怕的知识就是‘知识分子写作’鼓吹的汉语诗人应该在西方获得语言资源，应该以西方诗歌为世界诗歌的标准”，在此年头，这话说得可谓振振有辞。但问题在于：有哪一位诗人或批评家这样“鼓吹”过呢？ 当然，于坚也曾举出了一些“例证”。他除了断章取义，歪曲其他诗人们的写作外，也从我的组诗《伦敦随笔》中找出了一句“透过瑰花园和查特莱夫人的白色寓所／猜测资产阶级隐蔽的魅力”，来向人们暗示我是多么地崇洋媚外：是这样吗？其实，读过那诗的人，我想一个稍有头脑的读者不难体会到其中真义。人们读到于坚这篇文章（注：于坚，《棕皮手记：诗人写作》，《中华读书报》1998.9.23。 ）后说他在装傻，因为他毕竟写诗多年，不致于看不出这些诗句所蕴含的沉痛的历史反讽。 在于坚这篇痛斥“可耻的”、“殖民化的知识分子写作”的文章中，却一会儿引述德里达以说明“写作快感”，一会儿又“改写”海德格尔来高扬诗人“神的职责”。“改写”海德格尔没什么不可，却又要标榜什么“可怕的原创力”！在讨伐了一阵“与西方接轨”的那些“分子”们后，于坚抒情了：“感谢缪斯，她继续为我们贡献诗歌和诗人，谢天谢地——不是知识分子！”那么，这个“缪斯”又是从哪里来的？不会是从《文心雕龙》中来的吧。 还有于坚本人的近作，被沈奇称为对“进入现代化之飞行时代的世纪末中国文化心态的命名”的《飞行》，原来却处处留下了“与西方接轨”的痕迹：它一会儿是对T·S·艾略特《四个四重奏》的“改写”，一会儿又是对《荒原》的一再引用；一会儿是“天空中的西西弗斯”（按某种逻辑，为什么不是吴刚？）；一会儿又是“脆弱的诸神呵，脆弱的雅典山上的石头……”这又是哪一国的“语言资源”？这是不是于坚本人要竭力攻击的“来自西方诗歌的二手货”或对西方“知识体系”的“依附”？在批评“死路一条的”、“毁了许多人的写作”的“最可耻的殖民地知识”之前，是否也应把自己的写作考察一下？ 我在这里列举了于坚本人的诗作，并不是要否定它。相反，我尊重每一位严肃写作，尤其是以他的生命在写诗的诗人。我和于坚也从来不是私仇。我这一次也本来不想出来说话，纵然那种无端的攻讦早已传来，作为个人我们可以沉默，但在这种沉默中有一种声音却是必需的。 那么，那些一直关注着“汉语的现实”（肖开愚语）并和他们的母语相依为命的诗人又是怎样被变成“洋务派”甚或“买办诗人”的呢？请看他们的“操作”：他们“望文生义”，首先把攻击的“知识分子写作“偷换成“知识写作”，然后顺理成章地扣上“贩卖知识，迷信文化”（谢有顺语）的帽子。当然，这样不足以击中“要害”，“要害在于使汉语诗歌成为西方‘语言资源’、‘知识体系’的附庸”（于坚《穿》）。经于坚这么一点拨，问题已被提到爱国或卖国的高度了！ 但是，多少年来诗人们在无比艰难的环境下所形成的写作精神却不容混淆。于坚他们抓住程光炜在评论90年代诗歌时的一句话：“它坚持的是一种个人的而非集体的认知态度。它要求写作者首先是一个具有独立见解和立场的知识分子，其次才是一个诗人”，像抓住什么把柄似的到处张扬。其实程光炜的话有什么错呢？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诗歌时，它反倒体现了一种从根本上去把握问题实质的历史眼光。知识分子当然并不等于诗人，但诗人从来就是知识分子，或者说应具备知识分子的视野和精神——即使他对知识阶层自身的批判，也是在行使一种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它要求的是一种对整个中国现代诗歌来说都至关重要的内在性质和品格，它绝非意味着要诗人们在具体写作中去“贩卖知识”！于坚还抓住程光炜的那句话发挥，“前者是诗人，后者是‘知识分子’，这就是本质的区别”。有没有这种刻意制造出来的对立，或者说，在屈原、杜甫、曹雪芹、鲁迅、穆旦身上有没有这种“本质的区别”呢？没有。有的是那种具有知识分子独立精神和广阔文化视野的诗人，正是他们构成了文学史和诗歌史的精华。因此，诗人与知识分子并不对立，相反，只有把中国现代诗歌及当下写作纳入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根本历史境遇和命运之中，我们才能充分认识它的职责和意义。诗人的写作只与那种伪知识或僵化的知识对立，只与那种江湖文化及现今的种种“文化炒作”有其“本质的区别”！ 因此，“知识分子写作”的基本内涵最终却无法混淆。它决不是对“写什么”或诗人的社会身份的限定，也不像于坚所曲解的，要号召人们去当“研究生、博士生、知识分子”，它不会这么要求。它甚至也不是人们有时提到的“学院派写作”。正如许多诗人和批评家已阐发的那样，它首先是对写作的独立性、人文价值取向和批判精神的要求，对作为中国现代诗歌久已缺席的某种基本品格的要求。而在实事上，在当代物质文化深刻影响着人们生活的今天，诗歌写作也不再可能是那种“纯诗写作”或拔着自己头发升天的“神性写作”（于坚语）；如果它要切入我们当下最根本的生存处境和文化困惑之中，如果它要担当起诗歌的道义责任和文化责任，那它必然会是一种知识分子写作。90年代以来，这种写作精神体现在许多诗人那里并不是偶然的，它体现了一代诗人对写作的某种历史性认定，体现了由80年代普遍存在的对抗式写作、流派写作到一种独立的知识分子个人写作的深刻转变。这种写作，在80年代后期由一些诗人提出，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写作实践中获得了自己更为坚实的品格，而在这之后，它在经受了更多考验的同时也得到了深化——9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向市场经济转换及大众文化兴起，在多重现实和文化压力下，诗人们并没有屈服精神的死亡，他们提出“个人写作”作为对“知识分子写作”的反省、坚持、修正和深化。可以说，“个人写作”像楔子一样切入了90年代动荡而混乱的话语场中，也为“知识分子写作”提供了一个更为确切的角度。或者说，这同样是一种承担者的诗学——它在坚持个人的精神存在及想象力的同时，它在坚持以个人的而非整体的、差异的而非同一的方式去言说的同时，依然保有了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及文化责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