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今年《收获》第2 期刊出王朔文章《我看鲁迅》，在文坛内外激起巨大反响，使重看鲁迅几成一个大众话题。您是怎样看待王朔文章的？ 陈：王朔的文章采用了一些游戏笔墨，但不是游戏之作，他是经过冥思苦想，精心构思的，文章里当然包括了他阅读鲁迅作品的一些感悟、一些内心体验。王朔有他的文化选择的自由，他可以有他心目中的鲁迅。但他的文章绝不是对鲁迅的定评，不代表研究鲁迅的新成果。王朔作为一个所谓自由作家、反体制作家，他的文化思想有其一贯性，就是要亵渎神圣、消解崇高、反叛权力、颠覆传统。他评鲁迅也是服从这一总的目标，并不是孤立地谈鲁迅。所以，我们就鲁迅和他谈鲁迅，很多东西谈不清楚，不会有什么结果。再说，王朔评价鲁迅的方法也有问题，例如他把阿Q和祥林嫂作机械对比， 而不知道文学典型有不同的类型。祥林嫂是非常生活化的，而阿Q则是高度凝聚化、 高度概括化的精神典型，本来就不宜搬上舞台。鲁迅生前多次反对把《阿Q 正传》改编成话剧，认为改来改去只剩下了滑稽。王朔的批评反映出了他在文学赏析方面的理论盲点。与其把王朔的批评看作是一种学术见解，不如看作是一种时尚化的文化酷评、文化摇滚，是一种情绪的宣泄。 记者：《收获》上还刊登了冯骥才先生的《鲁迅的功与“过”》。冯先生是尊崇鲁迅的，在文章中也高度评价了鲁迅的深刻、独特和责任感。但他却提出，鲁迅先生的国民性批判采取的是西方视点。您认为有道理吗？ 陈：冯先生的文章我还没有看到，只是从另一篇批评文章里看到一些关于他的观点的摘引，摘引得是否全面我不清楚。冯先生是一位有才华的作家，但并不是一位鲁迅研究者。他只知道鲁迅读过美国传教士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性格》，而对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和整个中外文化渊源的了解可能不很全面。鲁迅提出改造国民性的主张，是近代中国人思考中国命运前途得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章太炎等先进的中国人看到，要救中国，必须革除中国文化的积弊，必须提高中国人的素质，所以梁启超曾提出新民说。外国传教士是抱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用猎奇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人的，对中国民族性的剖析有极大的片面性，甚至包含有歪曲诬蔑的成份。鲁迅对看外国人赞扬中国文化的书保持高度警觉，而希望中国人读读外国人针砭中国民族性的“恶辣的书”，通过自省而自净，而自强，必须看到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和西方传教士的观点具有本质的不同。鲁迅讲过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满是血痕，然而能够支撑到今天，毕竟是伟大的；他还写过一篇《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心吗？》。所以他对中国国民性的剖析是以肯定国民性的优点为前提的，是以振兴中华民族为目标的。 记者：林语堂把鲁迅定位为战士，您认为他对鲁迅的看法有无可取之处？ 陈：当然有。他把鲁迅定位为一个战士，我觉得很准确。他引用海涅的话——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来形容鲁迅，十分恰当。鲁迅就是一个论战型的作家，他反对折衷调和，反对四平八稳，看到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便拍案而起，敢笑敢骂敢怒敢打。当然，林语堂并不认同鲁迅的战斗目标，他们的交往也先亲后疏，他也是鲁迅文化批判的对象。 记者：近日，绍兴作协主席朱振国先生认为《收获》第2 期上的这三篇文章都是对鲁迅的否定，他把《收获》刊发此三篇文章称作一次“屠鲁”事件。 陈：朱先生是作家，又是鲁迅故乡人。我对他的作法表示理解和敬重。他把这三篇文章划为一类，是否准确，这是可以讨论的。但我们应该首先尊重他发言的权利。他这也是“众声喧哗”中的一种声音。现在有一种不良倾向，就是苛评鲁迅的文章是比较好发的，因为可以成为卖点，而维护鲁迅正确方面的文章则不大好发表，发出来也会被一些人认为是僵化，是神化鲁迅。我觉得只要有理有据，以理服人，就应该允许人家反批评，不能只对贬损鲁迅的人表示宽容，而对反对贬损鲁迅的人求全责备。 记者：1998年，韩东、朱文等一批新生代作家搞了一次名为《断裂》的作家问卷调查，一些年轻作家对鲁迅采取了不屑的态度；去年，上海大学副教授葛红兵又抛出一篇《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攻击了包括鲁迅在内的一大批现代文学大师；今年又有王朔的《我看鲁迅》。这几次行动所激起的反响一次比一次大。您对近年来这些愈演愈烈的质疑大师的时潮有何看法？ 陈：近年来这些质疑大师的声音不是单纯的文学现象，而是今天中国的一些社会思潮在文学或者说在鲁迅研究领域直接或间接的反映。能够出现不同声音，说明我国文化环境、社会环境的日趋宽松，这是好的。但这些声音并不是要给鲁迅准确的历史定位，而是要跟现行的体制断裂，跟革命传统断裂。鲁迅只不过是他们借用的一个靶子。现在文坛的体制不能说没有弊端，一些多才多艺的年轻人在其中没有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有一些情绪，这需要予以引导。当然，这批自由作家的情况也不完全一样，《断裂》当中有许多作家，对鲁迅还是尊敬的，他们只不过是藉此发出自己的声音，来显示自己的存在。葛红兵则有些不同，他是文学博士、副教授，但其文章从观点、史实到文风，带有明显的炒作性质。 记者：这些声音的出现对于激发中国文学的创新活力有否帮助？对于全面深入推进鲁迅研究有否帮助？
